【2025云次方七夕24h企划/20:00】驯马记

暮霁小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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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元旦的时候，我远走一趟蒙古。
没有什么电视剧般离奇的理由，公司的运营暂时没有受到持续下行的经济影响，我的感情生活一如既往的了无滋味，父母亲人身体都很健康，就连上海的天气都遵循着季节的规律逐渐变得干燥，我的背上没有湿疹。
我只是决定去蒙古走走。
完全陌生的国度，陌生的人、语言和风俗习惯，听起来足以让人轻易地想要退缩。但我没有被心中无限的假设吓住。为什么？其实我也说不上来，可能是从商这么多年，早就习惯坐在电脑前和数字折线图表之类冰冷的东西斡旋，已经很久没有所谓“冲动”去做一件缺乏意义——或者说利益——的事，于是好不容易抓住一次冲动，不想就这样放弃。其实，有同行业的朋友跟我说，那些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元素——数字、折线和图表——都是会说话的，它们用自己的语言传达信息，把完全理性的数字分析一点点渗入感性的人类社会。我承认他说的不无道理，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也能听见这些一直机械地滴答作响的话语。但也正因为此，我很久没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我想，或许它只想告诉我，你真的累了。
好吧，累了，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出门远行的理由。
除了助理和父母，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行踪。这句话绝不是假话，但也说不上百分之百真实：在搭上前往呼和浩特的飞机之前，我给一位友人去了电话。这位友人生长自内蒙古，现在北京从事音乐戏剧相关的工作，我和他相识于二零一四年冬天夜里后海的一间酒吧，彼时没人听他的蒙语歌，一如没人听我的吉他。两年后的冬天，我移居上海，做起生意，他似乎开始有更频繁的机会走上舞台。所以现在我们都过得挺好。我向他去电，只是为了咨询草原生活所需的种种技能。很务实的内容，任何人身边有一位熟悉草原的朋友都会这么做，而非点开网页浏览器。是的，稀疏平常，即便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五年没有通过电话，逢年过节例行的祝福也一点没有字面包含的那种“快乐”的意味。
好在电话还是接通。
五年过去，友人的热心肠依旧没减，当然，也有可能是草原的生活对于城市人而言实在是艰难又不好适应。他从我是在城里住宾馆还是在牧区住蒙古包一路问到我会不会砍柴拾粪，我一一作答，但我的答案似乎并不让他满意，因为他沉默良久之后给出了他的结论——“你可以找一个当地的翻译，会很方便。”
翻译，一个能帮我解决那些在我耳中缺乏意义的音节的翻译。一个能帮我料理好生活的翻译。我想这是一个好选择，我向友人道谢，表示会考虑他的建议。两三句之后，我想起他正在制作一部中文原创的音乐剧，从词曲到灯光舞美每一个环节都亲自过问——至少网页新闻是这么说的——我想这一定很累，于是更感谢他抽空接我一通电话。不愿意再叨扰，我很快地道别。
拜托助理帮忙联系好翻译，我终于启程。

下飞机转火车，这是一早安排好的行程，为的是我能够慢慢悠悠地欣赏路上的风景。和上海高楼林立的感觉全然不同，草原的风光是一种原始而富有野性冲动的景象，透过车窗，我看见一群蒙古马沿着铁轨飞奔而过，它们的背上看不出马鞍的痕迹，没有马鞭呼啸也没有疆绳甩动，它们很快就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
我从未见过马匹飞驰。尽管友人曾向我讲述，尽管歌词曾几度描绘。但唯有此时此刻，我才感觉到我与这些自由的生命离得如此之近，似乎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同它们一齐消失在一个不会有人可以寻觅到的遥远的光点。这份帮助我逃离现实的想象没能持续多久，对座一位父亲的怒喝就把我拽回这截点缀着瓜子皮和花生壳的车厢。
我当然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但是——或许是曾经痴迷音乐残存下来的天赋吧——我记下了他的发音，为防忘记，又一遍遍在心中默念，无暇再顾及景色，于是就这样念到了乌兰巴托。
一下车，我就看见了那位助理为我寻到的翻译。他和工作证件照上长得一模一样，黝黑的皮肤，精壮的身材，黑色长发潦草地绑在一起，一身军绿色正装。我走上前，伸出手，他立刻会意，向我介绍他叫纳木海。这我当然早就知道。作为回应，我也自我介绍，我叫郑云龙，这他也当然早就知道。
他看起来还想说些什么，但我更快一步地重复了方才在心里默念过千百遍的那位父亲的话，问他是什么意思。这位翻译先生明显愣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说：“意思是，‘别吵，现在没钱给你买什么自行车’。”
话音一落，他很不自然地扯平嘴角，嘴唇抿了又抿，似乎是要把什么东西抿碎又艰难地吞咽下去。这样的表情我曾见过，在一几年的北京后海。我想这是一种可以称作“尴尬”的表现，因为当时在后海，我曾问那位友人为何会弹钢琴，家中钢琴多少钱。
我小幅度地甩甩脑袋，把记忆清除出去，又和纳木海扯了几句有的没的。最终他问我：“郑先生，您这次来蒙古有什么特别想体验的项目吗？骑马、射箭还是摔跤？我都可以带您了解的。”
我于是认真地思考起来。摔跤——在蒙语里称“搏克”——是第一个被排除的，我虽然算不上细胳膊细腿，但和常年训练的蒙古汉子们还是没法比，我不想自讨苦吃；射箭似乎不错，可惜友人曾告诫我此项运动稍有不慎便容易将手臂划伤出血，更何况我的准心堪忧，连有校准器的现代弓都使不顺手的人，还是不必去尝试传统的蒙古弓了。想到最后，还是骑马最合适，我不必去驯服什么烈马，也不必在草原上风驰电掣，只需要一匹足以载起我的温顺的马驹带着我悠闲地晃荡就足够。
我诚实地告诉纳木海我的想法。他点点头，说他的马场里有很多匹马，可以任我挑选。
然后我们陷入一种不怎么舒适的沉默。这种沉默令我略感不安，或许是彼时彼刻站在无边青草里，身边四处已经没有一点城市的气息，过往那些过于敏感的情绪因子又找了上来，我怀疑这突如其来的沉默会让这段关系永久的沉寂下去。说实在话，我不想标榜自己重情重义，但事实就是这样，任何一段关系——或许吧——的结束都会让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所适从甚至于自我怀疑。哪怕眼前这个人只是我的翻译。
我搜肠刮肚想找些话题。最终却挑选了最蠢的一个，我询问他的职业。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他显然是个翻译，一个同时会说中文和蒙语的翻译，否则他现在为什么会站在我身边？
但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不是专职翻译，而是当地文工团成员，学中文也是为了有朝一日想去中国演出。说起此事时，他很激昂地望着远方，一遍遍重复着一句简短的话。其实他并不精通中文，因为难以更改的蒙语音调导致他的发音并不标准，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听懂。或许也是因此，他同我讲起话来都是慢吞吞的。但这句话，他因为激动而讲得过快，我没能完全听明白，但其中有一个词十分清晰——我暗自猜想这是他曾无数次打磨过这个词语的缘故——梦想。
我没能给什么回应，其实是因为我始终觉得至少现在而言我没资格对这两个字做任何评述，但他大概是觉得我没听懂他在讲什么，于是慢下语速向我重复——“去中国，演出，这是我的，梦想”。我点头，回了句“这很好，祝你成功。”就再也想不出别的话。于是又沉默下来，天边偶有老鹰飞过，他揣着他的梦想，带着我往前走。
等终于到了住宿的地方，我已经累得几近瘫痪，等不及他要点好煤油灯，给我打水洗漱，我直接就躺在蒙古包里的地垫上和衣而卧。彻底入睡之前，似乎有哪里传来一声深深的叹息，但那声音已经离我很远。
再度醒来已经是次日清晨，各种奶制品组成的早饭已经在桌案上一一码好，安然地等待着我去享用。我用纳木海打好的水简单洗漱，准备吃早饭。然后他掀开门帘走进蒙古包，手里还拿着一套蒙古袍和软靴，问我要不要换上。他说，穿着蒙古袍和软靴骑马更方便，也更安全。
我决定入乡随俗，于是顺从地换下皮夹克、衬衫和马丁靴，装成一副蒙古人派头。说来奇怪，蒙古袍和衬衫都是立领，穿在身上的体会竟如此不同。我笑了笑，很迅速地解决了早餐，准备同我的翻译——也是老师——一齐去牵马。
纳木海为我挑选是一匹刚刚成年的小马，她温驯却极富力量，这是纳木海亲手养大，最喜欢的一匹马，今天，她第一次穿上马鞍，而握着鞭子要抽在她身上命令她前行的人，是我。心里一阵刺痛，思虑再三，我把马鞭交还到纳木海手上，然后在他的帮助下翻身上马。
纳木海骑着另一匹马与我并行，他慢悠悠地指挥我，我就学着样慢悠悠地指挥着我的小马，他慢悠悠地跟着，偶尔唱几句蒙古族民歌，我听不懂。
此后一连几日都是这样，我在马背上越来越娴熟，慢慢地可以骑着马跑一段路，纳木海渐渐不用再紧跟在我身旁，时刻担心我会否坠马。他偶尔骑着马走远，留我一个人纵马奔驰，等他回到我身边时，我和马都完好的朝他一笑。
直到我可以骑着我的小马和纳木海竞逐，而她会在到达终点听见一声命令后骄傲地昂起头扬着前蹄。我对纳木海说，我想骑一匹烈马。
他不说话，其实这就是反对。我也不说话，但这是坚持。
最终他落败了，转身去为我牵出一匹烈马，这匹马显然比一般的蒙古马高大，他的背上没有马鞍，或许这确实不是人类可以驯服的生灵。其实我心里没有底，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只是我想，如果人可以驯服烈马，恐怕也可以驯服生命。这是一句玩笑话。
虽然我自己看起来不惜命，但纳木海还是担心我的安危，他扶我上马，又仔细地抓好我的疆绳，领着我往前走了一段。这匹马其实很听纳木海的话，安安稳稳地不发脾气。于是我尝试着让纳木海松开缰绳。
这个决定实在是错误。
一脱离纳木海的掌控，马匹就开始加速，我紧急扯住疆绳要控制他的速度，然而已经来不及，他想必知道眼下这个骑在他背上的人并非他的主人，于是丝毫不听命令。过快的速度带来的颠簸完全超出我能掌控的范畴，我几度觉得自己要被甩下马背，脚掌数次滑出脚踏，纳木海在身后的疾呼，飞扬的马蹄声凌乱的交响通通都听不见，只剩求生欲让我死死抓住疆绳。
等到他终于减速，我寻着个机会翻身下马，脚掌刚一触地，我就听见危险的骨头折断的声音，那匹马儿又往前跑了几百米，而后自行停了下来。纳木海几乎立刻就赶到，把我从地上扶起来，对着我的脚腕摇头，说要包扎。
然后我抬起头，看见无数飞沙堆积而成的沙丘，这是我第一次骑马到这么远的地方，或者说，这是我第一次到达这么远的地方。
我忽然很想大笑。
以前觉得，大城市的快节奏总会让人心生倦怠，觉得自己被困在钢筋水泥之间难以喘息，于是想要向外走去山野乡间，追求所谓自由和平静。可是当你真的站那里，每日面对着如此广阔的草原沙漠和天空，会突然发现，其实人都被困在天地间，无法摆脱也无从超越，因为我的肉身就在此处。
我忽然很想大笑。
然后纳木海问我——用他那不甚流利的中文——“开心吗？是不是觉得很自由？”
我微笑着点头，恍惚觉得在来蒙古之前心里挥之不去的沉重气氛一扫而空，然后他又说：“我不想让你骑这匹马。因为今年新春时候，我的姨妈曾骑他出门，天黑路滑，马发了性子将我姨妈甩了下去，又在黑暗中直直从她身上踏过。”
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还没等我开口询问，他就接着说，“我们叫了救护车，但一直没有人来，医院在市区，离得很远，等我们叫车将她送去医院，没有人治。其实是因为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她只好回家，当天夜里就离开我们。”
我不知该作何反应。只能频繁地喘着粗气，以此向纳木海证明他的身边有我存在，如果这对他而言是一份支持的话。
然后他说了这次旅途中最后一次一长段的话，而这段话我还需要更多时间去思考。
“你觉得很自由吧，所以哪怕摔断了腿也没关系。你很想笑，我看得出来。没关系的，自由本来就要有一点代价，就像不自由也要有代价一样。”
这段话结束，他就再也缄口不言。
他将我抱上他的马，带我回蒙古包，那匹我不知道名字的烈马被遗留在原地，纳木海似乎放任他自己离开。
旅程被迫结束，我第二天就离开蒙古。

从乌兰巴托乘火车越过国境线，又在呼和浩特换乘汽车，兜兜转转到达北京，在北京的房子里安置好行李，尽管腿脚不便，第一件事仍是去参与友人制作剧目的面试。他没想过我会来，我也如此，于是面试结束，未等结果公示，就借着叙旧的名义先约上了晚餐的火锅。吃完火锅，他坚持要我早些回家休息，我却说要散散步，他拗不过我。于是两个人散步到万寿寺路。
此处是友人的母校，近二十年过去，他曾提起过的母校旁颇具特色的蒙餐餐馆早已搬迁，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酒吧。我们走进去，坐下来，各自点上一杯鸡尾酒，我向友人讲起上述所有我在蒙古的经历。
他沉默半刻后说，“站在国境线这端看蒙古，人们看见的，只是一个缺乏生机、不那么繁荣的国度，我看见的，却是一段失落的记忆。而你，我不确定，你可能看见了生命”。
这是谬赞。我长久地没说话。
等到酒杯见底，我们走出酒吧，太阳彻底西沉，华灯初上，但更引人注意的是马路上停滞的车灯和嘈杂的鸣笛声。大学生们结束晚课，从校园里钻入各色门店。我家离这不远，只消步行便可到达，我拖着不灵便的腿，看起来实在不够轻松，友人决定陪我一起走。
我们沉默地前行，感受春末夏初的北京夜里一丝微凉的晚风。快要走离万寿寺路的时候，我好险想起来王小波。酒吧还要营业到凌晨三点，它失去了我们，迎来新的客人。我说，“可惜，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我接着向前走两步，却发现友人驻足在原地。然后我听见他沉闷地喊我，“大龙”。
这是他今晚——也是这五年来——第一次这么喊我。
我说，“欸，嘎子”。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