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阿云嘎

yuan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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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家中，每逢周末聚餐时，要是有人提起“嘎子”这个名字，我父亲总会点起一支烟，眯着眼睛说：“要是嘎子在这儿，咱们家可就大不一样了。”

于是我们全家——父亲、母亲、姐姐和我——便开始幻想：他会带着草原的风与北京的光，推门而入，给我们讲那些只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世界。父亲说，阿云嘎是我们家族里“最出息的一个”。

严格说来，他只是我远房的堂叔。

第一次听说阿云嘎，是在我十岁那年。父亲拿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指着上面一个眼睛明亮、穿着蒙古袍的少年说：“瞧，这就是你嘎子叔。那时候他才十六岁，一个人揣着几百块钱，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去北京。”母亲总会补充：“听说他现在在北京可了不得，上过春晚，演过音乐剧，连外国人都知道他。”

于是阿云嘎便成了我们家庭的希望之星。姐姐常说：“要是嘎子叔回来，一定会在市里最好的酒店请咱们吃饭。”我则幻想他能带我去看音乐剧，我和他坐在前排，听那些震撼心灵的声音。我们甚至计划着等他回来，要他帮忙在城里买一套新房子——父亲说，嘎子一定会帮这个忙，因为他“最念旧情”。

不过这些幻想总是缺少一个关键：我们已有十多年没见过阿云嘎本人了。关于他的消息，都是从亲戚的亲戚那儿辗转听来的零碎片段。

最早的消息是，他刚到北京时住在地下室，每天打三份工，晚上还去学舞蹈。后来听说他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每天那么苦那么累，他硬是咬牙撑下来了，”父亲总是骄傲地说，“这就是咱们蒙古汉子的倔劲。”

再后来，零碎的消息汇聚成一条上升的轨迹：他参加了某个重要演出，获得了某个奖项，在某个知名音乐剧中担任主角。每一条消息传来，父亲都会多喝一杯酒，脸上的红光又亮几分。“我早就说过，”他会重复这句话，“嘎子那孩子，眼睛里有一股火，那是草原上最烈的骏马才有的眼神。”

终于，去年夏天，一个确切的消息传来：阿云嘎要回老家了，参加草原那达慕大会的演出。

父亲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他翻箱倒柜找出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那是他结婚时穿的，一直舍不得穿。母亲则每天练习做手把肉和奶茶，说一定要让嘎子尝到“小时候的味道”。姐姐偷偷买了新裙子，我则反复练习着那几句学会的蒙语问候。

演出那晚，我们全家早早来到文化节现场。舞台搭在草原上，背后是连绵的山丘和渐渐暗下来的天空。观众坐满了山坡，像一片五彩的野花。

演出开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个节目过去，就在我开始担心消息是否准确时，主持人报出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灯光亮起，一个挺拔的身影出现在舞台中央。他穿着一件简洁的黑色蒙古长袍，手里拿着一把马头琴。和我见过的照片相比，他成熟了许多，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如星。

他没有立刻唱歌，而是用蒙语缓缓说道：“回到草原，就像马儿回到了故乡。这里的风记得我，草记得我，天上的星星也记得我。”

然后他坐下，拉起马头琴。琴声起初轻柔如晚风，渐渐激昂如万马奔腾。接着他唱起歌来——那声音像是从大地深处升起，穿过草原，穿过岁月，直抵每个人的胸膛。我听不懂全部歌词，但能听出其中有离乡的思念，有追梦的艰辛，也有对根的眷恋。

一曲终了，掌声如雷。我看到父亲用力鼓掌，眼中闪着光。母亲悄悄抹了抹眼角。

演出结束后，我们按照计划去后台找他。父亲走在最前面，整理了好几次衣袍。然而当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后台入口时，却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阿云嘎。

他正蹲在地上，和一个穿着传统服饰的小男孩说话，手里拿着刚才表演用的马头琴。“你想试试吗？”他温和地问。小男孩害羞地点头，他轻轻将琴放在孩子手中，耐心地调整他的姿势。

“嘎子！”父亲喊道。

阿云嘎抬起头，愣了一下，随即认出了父亲。“二哥！”他站起身，快步走过来，紧紧拥抱了父亲。然后他依次拥抱了母亲，拍了拍姐姐的肩膀，最后蹲下来看着我说：“这是云龙吧？上次见你，你才这么高。”他用手比划着一个矮矮的高度。

我们全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父亲结结巴巴地说着准备了家宴，母亲则邀请他一定要来尝尝她的手艺。

阿云嘎的笑容温暖而真诚，但他抱歉地摇了摇头：“今晚不行，我已经答应去几个老艺人家拜访。明天一早又要飞上海排练。”看着我们失望的表情，他想了想说：“不过，如果你们不介意，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吃个夜宵？去草原边上的那家小店吧，他们做的也好吃。”

于是我们跟着他，穿过渐渐散去的热闹，走向草原深处。他走得不快，时不时停下来和认出他的人打招呼，有年迈的牧民喊他“小嘎子”，他便会走过去，用纯正的家乡话和他们聊上几句。

那家小店确实简陋，只有几张桌子，但奶茶的香气扑鼻而来。阿云嘎熟练地点了烤羊排、奶豆腐和奶茶，仿佛从未离开过这里。

席间，父亲终于忍不住问起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嘎子，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在北京还不错吧？”

阿云嘎喝了口奶茶，沉默片刻。“二哥，我经常梦到这片草原。”他没有直接回答父亲的问题，“梦到小时候放羊，天那么蓝，草那么绿，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

他告诉我们，刚到北京时，最难熬的不是地下室的阴冷，也不是打工的辛苦，而是那种“悬在半空”的感觉。“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草，不知道该往哪里扎根。”他淡淡地说，“后来我明白了，我的根就在这里，在草原上。所以每次唱歌，我都觉得是在用声音寻找回家的路。”

他谈起音乐剧，眼里闪着光，说那是他找到的“另一片草原”，在那里，情感可以纵情驰骋。但随即又说，每次谢幕时，掌声越响亮，他越想念草原的寂静。

“你为什么不常回来？”姐姐忍不住问。

阿云嘎看着窗外无边的黑暗草原，轻声说：“有时候，离得远一些，才能看得更清楚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那晚，我们没有提买房子的事，也没有要求他带我们去看音乐剧。我们只是听着他讲那些故事：如何在练功房的地板上睡着，如何为一个音符练习上千遍，如何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用蒙语唱起摇篮曲。

离别时，阿云嘎拥抱了每个人。给父亲的是一个厚厚的信封，“给侄子上学用”；给母亲的是一条蓝色的哈达，“像草原的天空”；给姐姐的是一张音乐剧门票，“来北京找我”；给我的，是一把小小的、手工制作的马头琴模型。

“记住，云龙，”他拍拍我的肩膀，“你的名字里有草原的云，也有腾飞的龙。不要怕走出去，但永远要知道为什么出发。”

他转身走向等待的车，身影渐渐融入草原的夜色中。父亲捏着那个信封，没有打开，只是久久地望着阿云嘎离去的方向。

回家的路上，谁都没有说话。直到推开家门，父亲才轻声说：“嘎子还是嘎子，只是他的草原变大了。”

如今，那把小小的马头琴模型放在我的书桌上。每当我学习累了，抬头看到它，就会想起那个夜晚，想起阿云嘎说的话。我依然期待有一天能坐在前排看他的音乐剧，但不再幻想他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因为我明白了，他给予我们的，远比一套房子更珍贵：那是一份关于根与翅膀的答案，一首永远在寻找归途的草原长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