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的女儿

上海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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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鼻子情圣

--- 1 万丽

在这个故事讲到你的部分以前，我需要先陈述一些背景情况。

我，陈中行，男，三十六岁，籍贯青岛，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现在在上海进行音乐教研丛书的采编工作。你爸，纳木海，男，三十七岁，籍贯内蒙，姓氏失考，一名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我和你爸相遇在内蒙古中部苏尼特旗赛镇的红湖马场。那年天旱，马需要往地势低处赶，老阿勒腾又有风湿病，我因为不够工分，从一队被调去接替他们家到赛镇南方、草原中心的红湖放马。这活儿不容易讨好，第一马不如羊乖顺；而且人少的地方时常有狼；三者靠近湖水，夏天蚊虫多，冬天风大得要命。我这人虽然长了一副高个儿，但是最害怕骑马，牧民兄弟们笑话惯了，大家都是知道的；大队长这样分配任务，难保没有故意要给我穿小鞋的原因。但我还是认了。因为假如这活不是分配给我去，就会让桑梓去。桑梓那年十八，刚从南京分来我们队。因为不知什么事，得罪了生产大队的干部，因此不管怎么努力干活，工分都不能及格。她一个女孩儿，身体本来就柔弱，怎么能再去承担马场的工作呢？因此我们几个男的偷偷商定，把我的工分改成了她的。我的年龄最大，下乡前又做过老师，英雄救美他们争不过我，荣耀就这样落到了我的手里。

你爸就是那时骑着马经过红湖，来到我毡房前的。他那年实岁二十六，是草原乌兰牧骑的队长。他们工作的内容，就是在苏旗来来回回地跑，到每个镇的每一个生产队去，借由文艺表演进行思想政策宣传。乌兰牧骑是草原上最受喜爱的一群人了。因为他们个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无所不行，而且都天生就一副火热心肠。乌兰牧骑的乐器、服装或许陈旧，大车也破破烂烂，连红旗有时都是磨损的，但马每一匹都是一等一好，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乘着走遍草原上每个有人的地方。各个镇村的牧民老乡，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去办，例如送信、求药、捎东西，也喜欢托他们着手。如果托上了他们的人，没有什么事办不成。

你爸在那一年的夏天第一次来到红湖；清早的天空碧蓝如海，湖面云水相连，太阳在其上洒下片片金点，我撩开毡房的门帘一看，差点没给吓坏：我的毡房前停着七八匹马，一套大车，连同八个青年男女。为首的一个就是你爸，站在队员们中间，身后一匹高大的骝马，套了一只五彩色的马鞍。高挑的个子，身材瘦削而结实；腰杆挺得笔直，头却总是垂着。不过那是在他一个人出神的时候；一旦要跟人讲话，就把手背在身后，抬头挺胸，整个人峻拔开敞，就好像要把心胸里每一样东西都拿给别人看看，确保没有哪一样不正直似的。

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爸后来告诉我说，这倒不是我知识分子腐朽的浪漫情调作祟，我之前确实见过他，只不过我大概是忘了；但他可记得。至于他第一次见到的我是什么模样，我没法知道；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对他的印象：他皮肤黝黑，脸颊透红，嘴周下颌上有一圈短短的胡须。在那个时候，整个苏旗的牧民们，没有一个不说他英俊；可以我当时的眼光，只看出他像一只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马铃薯。唯独有一件事我猜得较准：他的年纪没有他经受风吹日晒的肤色、长得过快的胡茬、在众人面前讲话的派头所暗示的那么大，因为，他有着一双年轻的眼睛。

我一开始甚至疑心他比我还小一些；后来发现倒也没有，不过差不多，只比我大一岁。

我说：红湖马场就我一个人，怎么你们也要演出吗？你爸，他们的队长，有些诧异：这么大的马场，三四十匹马，怎么会就你一个人？我耸耸肩，说道：或许是我本事很大，无所不能。你爸抿着嘴，笑了一下，显然也不相信我一个汉族的下乡知识分子能有多么无所不能；这倒也是个明智的估测。但多大的谜团也要放在脑后，因为他说：我们的乌兰牧骑的作风就是，只要有一个群众，我们就要把歌唱下去，把戏演下去，把宣传工作做下去！说完，他还转过身去，向着其他的队员同志喊了几句鼓舞士气的话，引来一片掌声；我是确实没听懂说了什么，因为他说的是蒙语。

我猜想乌兰牧骑的口号虽然这样喊，但他们平时的工作中估计也很难见到一个不多不少，真的只有一个人的定居点；不是三个，不是两个，不是半个，恰恰好正是一个，这在草原上也是比较难见的，因为各种野兽和风暴、大雪的原因，一旦一户毡房里的人数小于了两个，那么就很容易将变成半个。所以，这样的口号对于现实的生产生活指导性是不强的；以至于这些青年队员们看到了和口号上一致的情况，个个都觉得新奇非常，仿佛今天应该受到欢迎的不是乌兰牧骑的演出队，而是看演出的我；他们好像把我当成了难得一见的景物似的端详，演出也完成得格外精彩，我一个人坐在他们八个人面前，兢兢战战，深觉得暴殄天物，无福消受，于是只得掏出笔记本和笔，打算把这一天的见闻写到信里。

在演出时，你爸就时常往我奋笔疾书的本子上瞟。演出结束了，队员们照例热情地问我有无什么难处需要帮忙。我也没客气：当然是有，而且有着不少。他们见我这样，都笑开了，草原上的好姑娘、棒小伙们，面对我们这些笨拙文弱的、城市里来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面对小羊似的怜爱；按我的体格，滥充小羊虽有些不好意思，但有人帮我照料马，实在是求之不得，我也只好将自己忝列羊间。这些乌兰牧骑队员，都是出身贫牧民成分家庭的青年，照料起马匹，个个是第一流好手，不多时便把马圈了回来，又带到湖边去洗刷干净。

你爸在这时候过来对我说：你刚才在写什么呢？

我便说是一封信。

你爸问：给谁的信？

我答道：一个大学同学。说完，又对他挤了挤眼睛：女同学。

这里我需要坦白道歉：我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于一九六零年代由内蒙寄回上海的那些信件，虽然说地址是写给方圆的，但每封信的抬头，都是写给方圆，和志国的。所以，准确的说法应是，我的信写给一位女同学，和一位男同学。一九六五年，我大学毕业，同时结束了长达数年的单恋。我的大学同学方圆欣赏我的才华，却对我的朋友志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喜爱之情。我决定撮合他们俩，在大学毕业以后，他们果然成了我们班第一对结婚的爱侣。和所有的朋友们一样，我向他们致以诚挚的祝福，并勉励他们注意以事业为重，努力建设祖国，可不要一结了婚就只想着生孩子。他们大笑着接受了我的祝福和勉励，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母校来。我毕业后留在大学的校园里继续进修，兼做研究和讲师的工作，而其他的好友们被分配到祖国各地，都再难得一见了。我在母校的眷恋越来越少。一九六六年，我主动报名，成为了一名下乡知识分子。

来到草原，许多生活的习惯都改变了；唯一没有变的是写信。我时常把我的生活写在笔记本或者是信纸上，成为一封封寄给方圆和志国夫妇的信；其中有些寄出去，有些不，而这个习惯很快便被我们同一知青点的其他知青，以及生产队的牧民们发现了。一些年轻的知青们打听到了我这段故事，便在“陈老师”这个敬称以外，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做“大鼻子情圣”。

《大鼻子情圣》本是一部法国小说，这些青年里真正读过它的也并不多；把它冠在我的身上，一来因为我的行为看起来算是像一个重情重义之人；二来因为我确实有一只很大的鼻子。

我对生活中的许多事，我喜欢采取一种激进的坦诚。譬如说我的外表，它就坦坦荡荡地将它最大的缺点摆在最显眼的地方——脸庞中间，一个高大的鼻子，保证没有一个人能错过这件事，从而在认识我许多年之后再来对我说：嗨哟，真抱歉，这么多年是我误会您啦，原来您这个人长得挺奇怪呀！——对写信这个习惯也是一样，我从不对人隐瞒它的由来起因，哪怕在许多人眼里我应当因为这个故事而感到难堪，我却从来不这样认为。其中的第一个原因是：我相信人应当面对一切人生的境遇与坦诚和真实，即便是再痛苦和令人羞惭的情形，真诚都能为它增添一点光彩和荣耀。

有一年开春，邻近几个大队的青年都被聚到赛镇礼堂一起开会，学习指示，之后看文艺演出节目。有文艺演出的场合，青年们的情绪便比较轻松，一些闲话就开始发生起来。有几个邻镇的知青故意在我面前交头接耳，瞥着我的鼻子，指指点点地说笑话。我看着这些年轻的脸庞，想起了以前在大学里做讲师的职责，于是当即决心辅助贫下中农同胞们，对他们进行一番再教育。

我说：假如你们有一点勇气，或者是才华，都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我的鼻子的意见。这世上有的是态度来面对这一只鼻子。比如——

富有文采的：你这只鼻子长得，真是平地起山丘啊！

——或者，心善的：你这只鼻子，够给百灵鸟搭个窝了！

——或者是考虑周到的：您这鼻子冬天出门，一喘气，非让别人以为哪儿着了火不可！

——还有低俗猥琐的：一看您这鼻子，就知道您肯定揣着一杆给社会主义搞破坏的大型工具！

——哪怕你们有一点儿骨气和血性，也不会这么期期艾艾、畏畏缩缩；所以我只能相信：你们连一点儿这样的东西，都、没、有。

这一番话镇住了那几个小青年；也让我这个文绉绉的外号在整个旗的知青和牧民们之间流传开了。我起先并没觉得有什么，一如既往地，我感到无论有什么事情，一开始摆明到台面上来说都会更好；但慢慢地，我注意到这个外号包含的意义似乎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变异。

在讲述这一语义变迁的现象之前，我必须用一些较为科学客观的语言为你解释一项背景。在全世界上，许多文化、民族的人都流传着这样一种经验性的认识：那就是，在男人中，面孔上眉眼以下、两颊中间的鼻子，和身体上腰胯以下、两腿中间的用于发生性关系的器官，在其大小上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需要注意，这种经验性的认识虽然流传甚广、不约而同，但似乎目前还没有找到什么生物科学上的依据，因此，虽然不能说就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也很难讲有多么可靠。我虽然不能说见过很多男人的鼻子和他们的生殖器官，但我想世界上应当还是有许多男人有着较大的鼻子，和较为不那么大的性器官；还有一些男人可能拥有不那么大的鼻子，和较为巨大的性器官，关于这一点，在后文可能有例为证。而且，退一万步来说，即算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预测性，一桩性关系是否令人满意，多半也与参与其中的性器官大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性器官的尺寸太大反而可能使性关系令人痛苦，关于这一点，在后文可能也有例为证。

总而言之，后来我在一队学习工作的时候，发现与我并不熟悉的知青和牧民们往往对我投以特殊目光。其中凡是男性，看着我的眼神不是鄙夷，就是羡慕，甚至还有试图挑衅，但仔细看了看又默默走开的；而凡是女性，看着我是，则不是含羞带臊、避之不及，就是柔情似水、欲迎似拒。我起初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直到有胆子大的牧民朋友开我的玩笑，我才明白他们对我这外号的解读发展成了什么：原来他们不仅认为我的性器官异常雄伟，还认定我凭此乱搞男女关系，甚至是个中行家，如果这事也有个那达慕大会的话，我在其中定能拔得头筹，而“情圣”两个字就是对我这方面能力的赞扬。

我明白过来之后，实在是哭笑不得，措手不及。第一，我一生中都并没有乱搞过任何关系；第二，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我对于男女关系方面的经验也不大成功，唯一的一段恋爱甚至没有开始就已结束。退一万步讲，即便我有搞过，搞的也并不是男女关系，当然，这就是后来的话了。

总而言之，这传言的扩散超过了我的控制，事情至此，我也无可挽回。但另一个方面，它似乎也没有给我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要是换了在内地，一群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若说谁被蒙上了一点儿同“搞破鞋”沾边的名声，那人必定将羞愤欲死，耻不欲生，跳进长江黄河也洗不清自己的纯洁。然而内蒙地处边陲，少数民族同胞的文化又与汉族不同，对于天然的感情有更多包容和崇拜，与性有关的传闻并不一定成为贬低一个人道德的成分；一个人的性能力强不强，就像饭量大不大、酒量深不深一样，强的未必一定对社会主义的建设有益，弱的也未必就有害，这不过是老天给人的一样东西，是天性的部分，因此无所谓高尚和罪恶，对或者错。关于这一点，我看当今的许多知识分子确实需要像工农牧民兄弟们学习。总而言之，这些传言并没有降低我在队里的地位；甚至可以说，还小小地提供了一些便利。有一些妇女对待我似乎特别殷勤，在没人的地方送给我一些莜麦面、奶豆腐之类的小东西，并且不要我归还。之后再跟我搭话，就是让我后半夜没人的时候，独个儿去某某地方和她们见面了。

我第一次不知道其中的关系，傻乎乎地带着莜麦面去了托娅大嫂家的羊圈后面，想要归还她；差点就拉扯了起来。我赶紧诚挚道歉，并且坚决拒绝。托娅大嫂的儿子都二十四岁了，擅长摔跤——这不是说我拒绝她是因为她年纪大的原因；相反，我相信人到多大年龄都可以追求爱情，何况托娅大嫂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我都不敢说我到了四十五岁还有没有这样的身子骨——而是说，万一这事败露，假如他儿子不肯接受我这个不知哪里来的家伙作为其母的性伴侣，我恐怕将会承受一些比较大的痛苦。

提起这些，主要是想要说明在草原上的头三年，我已经习惯了大家对我的认识：一个思想有自由化倾向、积极接受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劳动态度良好、能力一般，在知青中有一定威信，拥有一个极其雄伟的性器官，很可能和很多人搞过破鞋，虽然没有被抓过现行，但未来仍有可能和其他人搞破鞋，有一些人甚至为了这个可能性赠送过我许多东西。

因此，当你爸在那个秋天先后三次来到红湖马场送给我烟叶、凡士林、莜麦面以后，我在疑惑中相信了这样一件事。

你爸可能是觊觎我的性器官。

他想跟我搞破鞋。

--- 2 石头哥哥

你爸在一九六九年七月第一次来到红湖马场之后，八月、十月、十二月又都各来了一次，只有第一次是跟乌兰牧骑队员一起来的，后面三次都是他自己。八月那回是说，赛镇知青点的青年们要送烟叶给我；十月说要过冬了，看看我这里马圈墙够不够厚、毡房有没有破损、猎枪里还有没有子弹，以及广大牧民兄弟都嘲笑我不会骑马，他倒要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不会骑。我向他坦承：会其实是会，就是不敢骑，骑不好。

你爸不相信，说骑马很容易，只要掌握了要领，没有什么好怕的地方，他三岁就会；一不做二不休，非得把我教会不可。我没了办法，只好跟他走到湖边，爬到马上，你爸围着我转圈地看，只见我右手拉缰，双脚踏镫，两腿紧夹，一切标准动作都无懈可击；嘴唇发白，面无血色，全身颤抖，看表情不知道我是骑马还是正被马骑。

你爸百思不解，疑窦丛生，怎么看都不知道问题在哪儿；最终只能认定：陈老师就是胆子小。

骑马是没教成，走之前又给我留了一样东西。白色的小盒，里面米白淡黄色的黏膏。沾在指尖上，又软又滑，不自己流，也没难闻的味儿。

凡士林。

这在城里都是金贵玩意儿，我从前一个月津贴也就够买三四盒。更别提草原上，非要跟医务室有着拜把子交情才能得到。你爸把这盒子放在我面前，绷着张脸，面无表情，说：冬天干活儿，手伤了就涂一点儿，别给冻坏了。

说完就走了。他走了我才想起来：——这次可没说是谁托他送的。

如我前面说过，少数民族同胞的文化与汉族不同，我想，如果将对同性恋的禁忌看做是旧社会为了维护封建父权的统治秩序而对人民进行的文化洗脑，那么少数民族同胞将之自然抛弃，也是可以理解，值得敬佩的。我揣着这盒凡士林，心里就开始打鼓。但这时我还没那么确定，因为凡士林毕竟可以说是救人命的东西。在草原上红湖边这样的地方，得冻疮是了不得的事，很容易让一个陈中行变成零点九个。雪中送炭尚且可以用道德高尚来解释；但不到两个月后，他带着一袋莜麦面又出现了。

那一年，负责从五队送补给到红湖来的是宝力图家的儿子小格日勒。小格日勒这个人跟我没什么仇，甚至还随着在他家插过包的青年喊我一声“陈老师”。只不过为人较为随性不羁，送来的东西很少克扣，就是时间点不太固定，他心情好的时候送得很快，心情不好那就得迟个三天五天。当然我的物资他也没什么好扣的，羊肉、奶食没他家的好，粮食是红薯、棒子茬，煤球灯油也少得可怜。以前在知青点，时常有点荞麦面、莜麦面吃，现在连这也成为奢侈了。但这也不是什么过不去的事。红薯、棒茬、羊下水，虽然味道不那么好，又饿不死人，煤球少我还可以烧马粪。总之我精打细算，勒紧裤腰，还没有一次让小格日勒的迟到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因此当你爸在一天傍晚出现，把一袋莜麦面放到我手里时，我一时间仿佛看到了一个告别许久、但也不是太久的老朋友。一种熟悉的感觉回来了。那袋子面装得满当当、沉甸甸，白色的粉尘从袋子里扑着渗出来，我的脑子里先浮现出一个个馒头、窝头，然后跟着，就浮现出它的一位位亲戚从托娅、达娜、琪琪格们的手上递到我面前的样子。我心想：兄弟，好久不见哪！咱们这真是富在深山有远亲，千金散尽还复来。抬起头来，你爸那张棱角分明、鼻挺目深、黑里透红、胡子拉碴的脸就映入了我的眼帘。在我毡房里煤油灯昏的亮光照映下，还平添了几分柔和。

一时间也不知道我脑海里的托娅、达娜、琪琪格们的脸和他的重叠在了一起，干扰了我的视觉，还是我那些天实在饿得昏头，这张第一眼看像马铃薯的脸还真的越发显现出英俊来。

我于是看着这位蒙古族兄弟，由衷感动地说道：

“有白面吗？”

你爸听了，愕然一惊，两眼睁大，似是愣了。我自己也明白，这话说得确实突兀；但没办法，我那些天确实是想吃白面想得要疯。在草原上，白面的金贵程度几乎可以和凡士林这类药品相比。一斤白面要拿两斤粮票换，但人就是这样，有些东西越是缺着，心里就越是馋得要紧。我前面说过，我的老家在青岛，小时候吃得最多的，除了海货就是馒头。冬天日子越难熬，心里就越得有个盼，那时我每天里看着冰封雪盖的红湖，守着马群冻得上牙磕下牙，白日想黑夜念，就是一顿香喷喷、白花花、软绵绵、煊乎乎的馒头。当时我看着你爸那张因为惊讶而有些呆滞的脸，心里想，只要能吃上一顿白馒头，别说跟男的搞破鞋了，你让我跟个马搞，我都愿意。当即，我拿出我有生以来最恳切的表情：“啥，那个，想家，没什么别的，就想吃顿馒头。快过年了，你要是能给我一斤白面——”

你爸直愣愣看着我，认认真真地问：“一斤够吗？”

我眼圈都热了。

“——两斤，”我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你爸那天走的时候还有些恍恍惚惚。我煮的奶茶盐放多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出门上马踩了两次镫子才踩进去，前面说过，他三岁就开始骑马，这种情形发生在他身上不异于直走撞墙、平地摔跤。我揣着手站在门口目送他远去，一边冻得上牙磕下牙，一边心想：这小子看起来浓眉大眼、又红又专，没想到竟然早就对我心怀不轨，以至于此刻筹谋得逞，激动成这个样子。转念又思：或许是被我狮子大开口吓退了，从此就再也不来，也有可能。但对此我也没有怨言：就像我说过的，我一向喜欢对于人生中的许多境遇采取激进的坦诚。倘若我确实想吃两斤白面，就不应该假称只要一斤来让他保有虚幻的希望，借此投机倒把，换得更多东西。假如他得知我要价两斤白面，认为跟我搞破鞋不值得如此一笔巨资，就此离我而去，这也不失为公平。况且我还白得了一盒凡士林和一斤一两莜麦面，已经算是赚了，只要他不特意回转来，骑着马追讨这笔肉包子打狗的先期投资。

我怀着这样的心理，每天忐忑不安，既盼望早点吃上白面，又害怕他把凡士林要走，因此破罐破摔，每天都要在冻伤处涂上双层油膏。结果过了一个多月，离过年还有七八天的时候，腊月二十三，他骑着他的马，又来到了我的毡房前。

那天下着雪，我记得他身上披着一件薄薄的披风，白面袋子被他揣在怀里，袋子外面裹了两层油布，我接到手里的时候一点儿粉尘都没漏出来。他的眉毛、鼻尖、嘴唇，乃至睫毛都白了，全是接的雪；我把他让进屋来，那一片片白霎时又都化成透明的水。我拿布去擦，手指碰到他脸，发现他那一天把脸给刮干净了。之前长胡茬的地方，现在是一层光滑的泛着青的皮。

你爸站在屋门口，也不说话，一双眼睛就是盯着我看，好像要把我身上盯出两个对穿。我给他擦干了脸，捏着布把手放下，他的眼神跟着我的动作，直直地看向了我的下半身。

我一时心如擂鼓，耳畔嗡鸣。眼前是你爸，怀里是面。当即我下定了决心：就为了这两层油布包着的二斤白面粉，今天非得跟你爸搞上一回不可。

我把你爸拉进屋坐下，给他倒上碗奶茶，坐上一锅水。然后小心翼翼地倒出一半面粉在盆里，加水和成团，放了老面进去，扣上盖子放在火边。这时余下的水也烧热了。我回过头对你爸说：“先洗洗吧。”你爸看我一眼，表情有点愣：“啊？”

我朝门外抬抬下巴：“雪这么大，你今天还打算回去？”

然后又朝隔着帘子的我的木板床看了一眼。

说是木板床，实际上就是两张木板；比毡子多隔一层冷气而已。我们两人都是一米八零以上的高个，挤在这里算不上多么舒适，但总比夜里冒雪骑马回旗来得好些；何况我毡房里的火炉烧得特别旺。我自思这应该是个滴水不漏的台阶，再看你爸，果然顺坡就下，低着头去把军装扣子解开。他的面前放着一锅热水，蒸汽笼着眼眉，看起来模糊不真。那天他穿了一件白色衬衫，里面是一件旧棉背心，我到今天都还记得。我在他面前也把衣服脱了；赤条条地拧了毛巾把全身擦了一遍，再把毛巾给他。你爸看着我，双眼还有点愣神，我啧了一声，催他说：“都是男的，你还害羞个啥？”

他眼睛还看着我，似乎在思考这句话的可信程度；然后发现自己确与我属于同性，此话无可反驳，于是只得接过了毛巾，依样与我坦诚相见，按草原上有限条件下的卫生习惯擦干净自己身体。

而我在他脱掉裤子的时候第一次产生了有关于这整件事情的困惑。

就像前面所说，在任何事上以貌取人都是不对的；比如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鼻子大就断定他生殖器的尺寸也一样可观，并且更加推论他爱搞破鞋，其中的典型例子当然就是我；但同时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一个大鼻子就断定他生殖器的尺寸一定泯然众人，平平无奇。你爸的鼻子就是一个很常规的鼻子。它的尺寸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峻窄笔直，和他的整张脸融合得十分自然，至少没有使一个端正的马铃薯变成一个奇怪的马铃薯。但是当他脱下裤子的时候，这么说吧，我整个脑子都陷入了怀疑。假如托娅、达娜、琪琪格们对于同我搞破鞋产生兴趣尚可以解释为对我生殖器的名声怀有好奇，想要见识一番，那么眼前这个人产生这种兴趣可能是为了什么呢？长见识那显然是没有这个必要了；难道说是为了比大小吗？

我低头看了自己的裆部一眼，思考着如果他确实是想要比大小，我的胜算有几成；但很快又想到，就算他确实是为了比大小，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比输了还是比赢了会更满意。我在来到草原之后越发深刻地认识到一件事：世上的很多事往往并没有什么对或者错。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认为凡是未婚的男女做这件事就一定是自由放纵、无耻堕落、矢志要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制造危害。而已婚的夫妇做这件事就光荣高尚、正义道德，一定能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出贡献。但事实上，很多未婚的男女做这件事就和已婚的夫妇做这件事出于一样的原因：也没什么别的事好干。人们总喜欢用道德评价一些行为：比如说话、恋爱、发生性关系；但其实这些行为本质上就和许多人类最本能的行为没什么差别，比如呼吸、喝水、进食；这些东西不教就会，不做会死，一个人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想要寻求这些，固然可能没有什么高尚目的，但也谈不上是过错。一个人要吃东西也可以因为很多原因的：比如说有人或许吃饭的时候想着要把这些食物中的能量全都用在为人民服务上面，有人吃东西是因为饿，有人吃东西是因为这件东西他爱吃，还有人吃东西，就像我之前举的例子，是因为也没什么别的事好干。这不过是人类天性的一些部分，是老天爷给人的，谈不上高尚，也谈不上罪恶。至于你爸的动机，也是这样：或许他想与我发生性关系是为了比一比大小——可能是要维护成吉思汗子孙的荣耀，可能是渴望遇到一个对手；又或许他也是没有别的事好干。这些也无所谓对，无所谓错，我没有指责他的立场，因为毕竟我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动机是为了两斤白面。而这两斤由他提供的白面现在正有一斤发在盆里，已经走完了变做馒头的一半征程。一想到这儿，我便立刻把这点迟疑抛在脑后，拉着你爸走到我的木板床边去，要跟他完成我获取这两斤白面的承诺之举。

“来吧，”我坐在床边，热情好客地在床褥上拍了拍，“馒头一会儿还得揉呢。”

--- 3 第一场雪

你爸的反应十分凝滞。他就在那儿站着，就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似的。我心说：都说乌兰牧骑的人心眼好，这位队长同志确实是淳朴善良；但是吃人的嘴短，总不能拿了好处不让人办事吧？我于是挑了挑眉毛，挤了挤眼睛，伸手把他拉了过来。

当时我们俩什么都没穿，很为我接下来的工作提供了方便；我把手放在他的裆部上，发现他还没什么反应。于是我握住了那儿，他猛地向后躲了一下，瞪大了眼睛，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我心想：的确，这样开始或许太过直白。于是我学着我们以前上学时偷偷传看的那些小说，一只手捧住他的脸吻了他。

你爸被我抓得停顿了一会儿。一时间我不知道是我的办法奏了效，还是他已经完全吓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过神来，又想往后退，我抓住他又亲了一回。他第三次退开的时候，双眼圆睁，气喘不定，脸颊发红，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还是没明白什么。我想，都这样了，他总不会真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吧？我也没耐心了，在床上把腿一岔，冲着我刚才握过的那根东西又看了一眼：“你到底行不行？面一会儿都要酸了。”

果然，这一着激将法奏了效，他终于醒过神了，整个人像被下了战书一样支棱起来。他看着我，眼睛这天晚上第一次对上了焦，露出一点凶狠的表情，抓着我的脚踝往旁一拽。登时，我们两个男的六条腿叠在一起，我的两腿中间跟鼻子成正比的那条腿，和他的两腿中间跟鼻子超过正比的那条腿，挤挤挨挨，总有一个要找到去路。你爸垂眼，从下睫毛里看着我，反问：“油呢？”

我还愣了愣，不知道他说的是灯油还是酥油；他已经先看到了我枕边放的那个塑料盒子，拿起来掀开盖子，沾了一点到手指上，然后就往他给自己找的那条去路里面抹了上去。好，这下连送凡士林都能对上号了，我想；一边挨抹，一边还在心疼，生怕他抹多了我手上的冻伤又会无药医治。但很快，我又顾不上心疼凡士林了。筱雨，假如说这封信里有任何一则信息值得你记住，那么排行第一名的就是：不要迷信生殖器的大小跟性行为质量的关系。相信我，这其中的代价远大于收益。咳，你爸要是知道我在信里和你说这些，肯定会气得拍桌瞪眼，把我绕屋追打，恨不能将你的眼睛捂起来，生怕我用知识分子的自由习气腐蚀你。但我认为，世上有许多事无论我们说不说都会发生，那么在你拥有了自己的思想以后，尽早地和你谈一谈也没什么。筱雨，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许已经十八岁了，也或许是十六七；在信里听我谈论性关系可能固然让你感到有些困惑，但怎么都比我自己当年即将亲身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时候才感到困惑要强。我其时决定跟你爸搞上这一回，也是经历过两点思考。首先，我们两人都是男人，因此都不具备怀孕能力。第二，和上一条一样，我们两人都是男人，因此没有生理能力上的本质差别，也就导致没有一方能够强制另一方并施以虐待的风险。当时，想到这样两条前提，我便觉得这桩事情的计划安全无虞，全然不知我的认识和事情的真相差异十万八千里。当我体会到真相的时候甚至对于当初收下那盒凡士林都产生了复杂的感情：没想到我的报应在这里。一时间我不知道是应该后悔因为凡士林而要发生这段性关系，还是该庆幸虽然要发生性关系但好歹拥有了凡士林。总而言之，方枘圆凿，最后我在肉体上的痛苦逐渐麻木起来，就像生活的所有痛苦一样，不再觉得多么难受，只是感觉好像有一个大木桩在反复地撞击我的内脏。据说古代有一种酷刑就是木桩子捅进人身体里去。我当时的感受，就像我方才说的，已经麻木了；因此说像上刑，也不至于；但确实也没觉得有什么值得享受之处。其时我躺在我的两层木板床上，双手垫在脑后，低着头看着你爸在我身上前前后后、进进出出，心里想：我的面团发了多久了？火炉是不是烧得太旺了？要是盆里的温度太高，一会儿上了屉蒸到一半馒头就得塌了。我刚才和面的时候水温够不够？该不会发过了吧，发过了可就酸了。一斤面粉能揉几个馒头，六个？七个？今晚要是真留他在这儿过宿，是不是馒头也得分他一个？哎，有点心疼，但是不分也太说不过去了。我这还有什么菜吗？羊肠昨天好像吃完了。本来指着格日勒过年之前送点干肉来的。哎，也不知道他吃辣椒吗。

想到这儿，我本能地抬起头看了你爸一眼。他也意识到我在看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突然脸更红了。

然后，撞击我内脏的木桩突然停了下来。

我过了几秒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看着他，心里很想赶快去看看我的面。但是我看着你爸脸上的表情，似乎他觉得什么地方还不太对。

说时迟，那时快，我说出了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第一句话。

“……虽然你射得快了点儿，那两斤白面你可不会往回拿吧？”

当时你爸一听这话，瞪大了双眼，猛地从床上撑了起来。他看了看我，扭过头，看了看灶旁的面，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面，然后又看了看我。

我想：看来还是太直白了。不过这也确实怪我。我早就听人说，一个男子不管再怎么雄壮伟岸，在他失去童贞的第一次时表现也威风不到哪儿去，因此也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但别人可能没有我这样的认识。比如你爸听了我这么说，或许以为我在看不起他。于是我只好退让一步，说道：“行吧，那你要是实在嫌不满意，一会儿馒头上了屉你可以再干我一次，但是你得让我先去把面揉了，要不然面准得酸了。”

其实我刚才已经留了一步后路，假如他实在要求，我也不是不可以把那两斤面粉里剩下的一半还给他；但是这么做我也真舍不得，所以我虽然已经想起，也只假装没有，内心希望他别主动提。你爸当时确实也没想起剩下的一斤面，但是好像还是更生气了，拿着衬衫捂着自己，从床上蹦了下去，站在屋里，弓着腰（因为地方实在太小），指着我，问：“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这下我终于意识到他没跟我开玩笑，不是过于害羞，也不是恼羞成怒。我低下头，看了看他刚才还在捅我的木桩子，又看了看刚刚被他捅过的我自己，然后又看了看他。

我说：“难道你来我这不是为了这个？”

你爸当即把手里的衣服朝我脸上一甩，然后穿云裂石、断帛碎金、气冲牛斗、震耳欲聋地朝我怒吼起来。我听他的语气，应该是在骂我；但骂的什么我确实没听懂，因为他骂的是蒙语。

我听了一会儿，感到确实超出了我的词汇范围，于是打断了他的话，问：“呃，纳木海，队长同志，请问，我能先把馒头蒸上吗？一会儿面团发过了，馒头就要酸了，因为微生物会过度繁殖，而且我这里可能也找不着碱。”

你爸听了我的话，也愣了，我猜想这句话可能也超过了他的词汇范围。他回头也看了看盆，不需要我解说也能看出来那里毕竟放了一斤白面，这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应该浪费的。于是他噤了声，让我从他前面走到灶边去。我拿毛巾围着腰，拖着还在麻木的下半身，像个即将要上赛场的摔跤手似的挪过去，岔着腿在火旁跪下，一边揉面，一边听你爸骂我。

据你爸说：他从一开始一个人来到红湖看我，到后来送给我凡士林、莜麦面，纯粹只是因为闻听我是个好人，全没一点私心杂念，更无一丝要跟我搞破鞋的主意。在赛镇的知青点，许多人都传说我是主动代替别人去的红湖。我们生产队的青年又一向喜爱我，说不定格外讲了好话。你爸因此认为我是个有义气、值得敬重的人士，所以就想尽己所能，让我在马场能生活得容易些。如果说硬要算上有什么私心，那就是希望能够认识我，交上我这个朋友。

我一听，更不明白他在想什么了。我说：“那你要交朋友就交好了，为什么要送我白面呢？”

他更生气了，反问：“不是你问我要的吗？”

我被他这么一问，倒也哑口无言。

“那你进门时为什么要那样看着我？”

“我怎么看着你了？！”你爸怒道，“这一顶毡房就我们两人，我不看你，难道看墙上日历？！”

“……”我又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那你为什么要盯着我那儿看？”

你爸又瞪大了眼睛。他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我说的“那儿”是哪儿。然后他本能地又看了一眼我的那儿，跟着想起了我所说那时的情景，满脸通红，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小畜生，我是看你手冻坏没有！”

你爸一说出这句话来，我彻底无言以对了。没想到他确实从头到尾都是如此正直坦荡，令我自惭形秽。一看我越说他越生气，胸口起伏不止，瞪我的眼睛恨不得冒出火焰，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认错。“对不起，”我乖乖跪在原地，低下头，硬着头皮说，“队长同志，是我误会您了，这事已经这样了，责任不用说肯定全在我，您要是实在怨我，那您就去举报我勾引您搞破鞋吧。”

你爸冷笑一声，其时他跪坐在我前面，身上裤子拉链也还没拉上，但是仍然凭借一身凛然正气令我抬不起头。他的手里拎着还没系回腰上的武装带，在我面前像吓牲口似的甩了一个响。

“什么搞破鞋？！”他厉声问我，“你觉得我不敢？”

这时，我已经完全被他搞疲了。我这人生性坦诚，因此更没兴趣猜测别人藏着不说的话。于是我抬起头来，心灰意懒、破罐破摔地看着他：“我不知道您敢不敢，但是您要去我也确实没办法。但是您能不能晚两天去？先让我把这笼馒头吃完行吗，我一天吃不了这么多，本来准备吃三天的。分您一个也可以，剩下我还有五个。没沾水的那一斤您就带回去吧，反正进了学习班，这我也用不上了。”

我说完这句话，像一只即将被浇上开水的死猪一样耷拉在那儿。你爸看着我，眼睛盯着我来回扫着，我偷偷抬起眼皮来，发现他在笑。

他见我看他，又骂了我一句。

“没良心的小东西，”他说，“你他妈的该不会真以为我要举报你吧？”

我听到这句话，好像全身颤抖了一下。似乎是身体里一个什么看不见又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被打破了，我看着他，傻乎乎地跟着他一同笑起来。最后我们俩在那间蒙古包里一起笑，究竟在笑什么也说不出来。

就这样，从那一天起，我和你爸成为了整个苏旗最好的两个朋友。

二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 4 希格希日

当夜你爸在我的毡房里就着最后一块干肉吃了三个馒头，然后就我们当天的活动提出了两个疑问。第一：我们之间发生的这种关系到底算什么？是不是在搞破鞋？

我思考了一下，说：“我们这不能算是搞破鞋。你看，搞破鞋，顾名思义，鞋要变破，先得变旧，一个人要成为破鞋，首先得和多人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队长同志，在今天之前你应该还是童男子对吧？”

你爸马上点了点头。

我说：“正巧，本人也是；既然这样，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只跟对方一个人发生过性关系。而一个人肯定不等于多个人，一次也不等于多次。所以从数学的角度上讲，我们两个肯定不算是搞破鞋，说破大天，顶多算是搞一顺边的鞋；但是破鞋是破鞋，一顺边的鞋是一顺边的鞋，破不等于一顺边，一顺边也不等于破，假如你去供销社买了一双鞋，拿回了家里，结果不知怎地，盒子里的两只鞋竟然全是右脚，你回去找售货员，但却不说是给你装错了，而说是鞋质量不好，你打开盒子就是破的；那售货员打开盒子，一看到鞋子上好好的，并没有洞，他能不对你生气吗？还有鞋厂的工人兄弟，他们知道你这样说他们造的鞋，他们能不生气吗？对吧，所以把我们的行为归为是搞破鞋，那肯定是不正确的。”

你爸盯着我看了良久，似乎是信了。然后他又提出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发生了这种关系，那么还能做好朋友吗？

“那当然可以！”我一拍大腿，毫不犹豫地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过命的兄弟了！”

你爸放下心来，合眼熟睡，第二天早上在我处喝了奶茶以后出门上马回苏旗不提。过了二十几天，我早上起来刚要去圈里喂马，就看见你爸从北面一路疾驰，直到停在我房前的马桩边。

“陈同志，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我当时脑子还没冻醒，看他看得双眼发直：“什么问题？”

你爸说：他回去之后反复思索，还是觉得哪里不对。我们俩虽然只跟对方一个人发生过一次性关系，多人多次是不符合；但是这个性关系的正当性上好像不太经得起推敲。假如不正当，是不是同一个人搞一次就也算是破鞋呢？

我这才慢慢听明白了，这个问题似乎进入了一个我思考已久的领域。

“这就要牵扯到道德的问题了。”我一手撑着马桩，一手拎着我的破马鞭，站在北风里说。

我是这样解释的：首先，人的天性没有对与错，就像一个人不能不吃饭、不喝水、不喘气，不然就会死；那么他要吃饭、喝水、喘气，既不是超人的壮举，也不是低于人的丑行，难道能有什么高尚或者卑琐之论吗？当然，假如是偷吃别人的东西、偷喝别人的水，或者是在战场上，憋不住气就会暴露战友，这样的情况除外，那是因为未经同意伤害别人。性行为也是生物本能，羊到了秋天、马到了夏天，自然就叠到一起，不用谁教；一个人类活到青春期，自然也会思慕伴侣，想要发生性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伤害别人，性行为本身也不应该有什么对与错。队长同志，咱们两个发生性关系是不是你情我愿？不危及人身安全？不耗费国家财产？

你爸一听，诚惶诚恐地猛点头：“嗯嗯嗯，对对对。”

我说：“那么如何判断性行为正不正当呢？比如说吧，假如是欺骗感情，引诱无知少女，哦，或者少男，失足堕落，那肯定不正当；如果背叛法定配偶，朝秦暮楚，这多半也不正当；如果是沉迷享乐、逃避革命责任，或者是思想右倾、犯了资修错误，那肯定也是不正当。”

你爸听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嗯嗯嗯。”

我说：“但是咱们都不在这些类型当中啊，队长同志，您呢，思想觉悟没得说，我呢，主动下乡，跟工农结合、接受再教育，也是非常积极，咱们两个之间，那是纯洁的革命友谊，诚挚的阶级感情，我们之间的交流，那是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一帮一、一对红，绝对是非常正当的关系，您说是不是这样？”

你爸一边听着，一边好像有了一点把握，但还是很不确定，试探着说：“那，就算我们，那个，也，不算，搞破鞋？”

“对呀，”我使劲点点头，“动机不正当的性行为才叫搞破鞋，咱们的感情纯洁，动机正当，这顶多算是我们深入交流，深化友谊。”

于是你爸终于长舒一口气，从牙齿间吐出长长的一串白烟。我见自己的开导成功，刚想得意，便感到下嘴唇已经冻得直哆嗦。太阳正从东方上升，我该上马圈去了。

你爸低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这马鞭子快烂完了。回头我给你拿一条新的。”

说完他一拉缰绳，翻身上马，又一路疾驰地走了。

那天晚上你爸果然带了一条新的马鞭子来，是鬃毛拧的绳子，挽了一个结。在蒙古人们对马可以说尊重，一匹马一旦驯服，主人就不会对它用上重鞭狠打。你爸教过我说提速主要靠夹马肚，减速靠控缰，一般干活儿的时候手里要拿套杆，有时空不出手拿马鞭，直接在马屁股上拍一下的都有。结上还坠了一根五彩的穗子。你爸说，带个记号，好认。

我自然得把他留下吃饭，那天把肉干在铁锅里烫了一下，化出薄薄一层油煎馒头。格日勒过年还给我送了一瓶高粱酒，我也拿出来跟你爸分了。下酒菜就只好用炒盐拌了点沙葱。你爸吃完，月已中天，我觉得这种场合不做出让他留宿的邀请也不礼貌，于是烧了锅水问：“要不要先洗一下？”

结果你爸一看灶，一看水，再一看我，脸忽然一下子就红了。

这回我应该再没猜错他想什么了。

“那来都来了，”我坐在床沿，朝褥子上拍了拍，“要不咱们再深化一下友谊？”

--- 5 吆呼尔

之后的半年里，你爸在我这里补门框一次、修板凳一张、缝扣子两枚、钉马掌三副、补铁锅一口、锔脸盆一只、修木围栏三段、深化友谊次数若干，此外赠送我书籍三册，药品半箱，药品包括治疗伤口感染的盘尼西林，治疟疾的奎宁，还有消炎止泻的黄连素，这几样东西都是旗里卫生所的大夫哈勒木吉去盟里开会领完了东西，私下送给他的，哈勒木吉是他姑姑的小叔子，也是他大哥的战友。一年中他们也只有这时候药物稍稍充裕。哈勒木吉怕他跟着乌兰牧骑在外面跑，小灾小病来不及赶回旗里，就要他自己备着点药带在身边。你爸一来感激人家心意，二来凭借草原人的生存本能感到这是应当收藏起来的东西；他分了一半放在小箱子里，跟着乌兰牧骑的大车；另一半却不放在自己宿舍，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智者不会举着金子走过集市，他们在各镇各点奔波，哪处乡亲都求他们帮忙，其中肯定有生病的，那么他们有着药品的消息就会不胫而走，往后求药的就更多了；当中固然有真需要的，但难保没有人厚脸皮、占便宜。他自己拉不下脸，又不会说谎，很快就会被人把药讨光。而整个苏旗，此时人烟最少、人缘最差、最不会被人找上门来的地方，那就是我这里了。

你爸那时汉语还不是很好，颠三倒四地说了好几遍，奶茶都喝了两碗才说完，我被他绕得脑袋发晕，稀里糊涂收下了。他送我的书本来是一册《语录》，一册《文选》，当然都是好书，可我实在上大学时就看会背熟，里面一个面生的字句也没有了。你爸看我提不起精神头，过了十天，又从卫生所给我顺回一本书来，是《赤脚医生手册》，也是盟里发的，据说是上海的医生编的，草原上信蒙医，因此书被传阅了几遍就坐了冷板凳，你爸就顺势要来，让它给我做个伴。

以上这些物品和数目，都被我当时如同日记一样记录在写给方圆和志国的信里。因为这些信不曾寄出，所以到后来我还能翻阅验算。当然，深化友谊这个部分我并没有写进信中。我了解方圆和志国，他们两个都是比较谨慎的人。对于人做一件事如何算正当或不正当，他们没有我这样自由的看法。他们是有着自己一套思考模式的人了，我不想以我的私事给他们增添麻烦，尽管只是在不寄出的信里。

而对于你爸，我试图向他传播我观念的胆量就稍微大一点。在草原上每一个牧民同志都有资格嘲笑我是个糟糕透顶的牧人：我分不清一只小羊和另一只小羊，看不出一匹母马是不是在发情，也判断不来任何一只动物是喜欢我、害怕我、还是想要反抗我。在我眼中，这些生命都属于它们自己的轨道，而我没有权力干涉其中。但对他们而言，让它们配合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就好像把一根手指按在地上，让一只蚂蚁从前进改为拐弯。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是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的。而我擅长的是另一件事。从前在学校里我当个半吊子老师的时候，面对一年几百个学生，想想这活儿和放羊放马也没什么区别。我分不清一只小羊和另一只小羊，但我能看人的眼睛。有人的眼睛像石头，有人的眼睛像纸张，有人的眼睛像刀片，有人的眼睛像即将射出子弹的枪口，还有人的眼睛像天上的云。我最初开始认识你爸，也是从他的眼睛开始。在我后来与他做朋友的许多年里，我见过那双眼睛许多不同的样子。但是在我第一次在夏天的红湖边见到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就像那片微风中的湖水。在那时，我就猜想：这个人是会听我说话的。

后来你爸告诉我，虽然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到他的地方是在红湖，他第一次见到我的地方却另有所在。那是在一九六九年的二月，旗里新分配来一大批城市知青，刚下了火车，还没分配到各镇各队，先在最近的赛镇礼堂开欢迎大会，附近几个镇的知青也一并集中参加。盟里还有领导来视察，他们每个人都得上好几个节目。那天他在台下，还没卸妆，就看见我跟别人起冲突的场面，布镇的两个青年被我说得灰头土脸，脑袋都抬不起来。他看我那副样子，觉得很有趣；原话是：“你虽然能说会道，但看样子不是个坏人。”

我登时感到十分委屈。原来在他们蒙古族人眼中，能说会道竟然先天是个缺点，默认就被打进坏人的行列！我又仔细一想：“不对，那天上过台的演员也就二十几人，每个人的样子我都大概看清了，你要是在里面，我不该认不出你来啊。”你爸脸微微一红，支支吾吾地说：那天他上台时是男扮女装，因为演员男多女少，群舞实在凑不够人，他只好自己别了条假辫子去演草原女民兵。

我听了他的话，回忆了一下那天的节目里女民兵们的模样，又看了看他黑黝黝胡子拉碴的脸，忍不住捂着肚子仰天笑倒在草地上。你爸看我一笑，更窘了，打了我一下；又想板起脸来，看我四仰八叉的样儿，又憋不住也想笑，只得断断续续地解释：“那女的有什么不能演的！……那主要，主要是要看专业水平，和那个什么……哎呀你别笑！”

我偏要笑，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才停下来，然后进屋去给他蒸马铃薯当晚饭吃。当天晚上我照例邀请他深化友谊，他也没拒绝，但是当我提出这次应当由我捅他的时候他却说什么也不答应了。此地需要说明：我确实不是因为得知了他曾经在舞台上男扮女装才提出那一天由我捅他的，确实是该轮到了。在他那年来红湖找我第六七次的时候，我提出了这件事情：既然友情已经深化这么多回了，我们又是最好的兄弟，理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况且同是男的，生理构造一样，那么没道理是他一直捅我，我一直挨捅，虽然不算难受，但久而久之难保不会对健康有影响；况且我前面两腿之间也有一个生殖器官，虽然要比尺寸不一定有全面胜算，但假如要一直让它闲着，它可能也有点不服气。你爸一开始还有点畏难情绪，但在我的坚持鼓励之下终于克服，当天就体会了一下挨捅的滋味。我当时还格外留意他的表情，想看看是不是只有我第一次挨捅时才感觉那么痛苦，还是大都如此；没想到他只是咬了一会儿牙，没怎么喊苦叫累。我当时还有些惭愧，以为我确实是比不过成吉思汗的子孙。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过来，这个人习惯于忍受的痛苦，实在是比这能给他的多太多了。

总而言之，那天你爸对于我的提议竟然提出强烈反对。他说，我在这一天提出想要捅他，就是想把他视为一个女人，这是看不起他，是贬损他的人格，是侮辱我们的友谊。我当然不服，索性发挥起我能说会道的罪名，开始对他侃侃而谈：首先，把他视为一个女人并不是贬损他的人格，更绝不是看不起他，女子能顶半边天，自古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不爱红装爱武装，一样建设社会主义；难道做女人有什么值得让人看不起的地方吗？既然没有，把人视作女人又怎么会是看不起人？而且女人能够孕育生命，我看被人视作女人还比被人视作男人更光荣些，假如将来我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有人夸赞陈中行是男中谢道韫、须眉钟无盐，我一定喜之不尽，深以为荣。第二，被捅也不代表就等同于女人。如果说被捅就是等同于女人，那我自己早就做过无数次女人了，而且还是你纳木海先把我视为女人的。第三，只有在旧社会的封建父权制度下，捅与被捅才代表着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看不起与被看不起的关系，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我们又都信仰社会主义文明，男女平等，捅与被捅也应该平等，我们之间既然是革命的友谊，捅与被捅只不过是深化友谊的不同形式罢了，怎么能和什么贬损人格、侮辱情谊扯上关系呢？

我说得痛心疾首，你爸听得胆战心惊，最后恳切地承认了错误，并且认为我要捅他确实有理有据、应分应当，没有该受指责的地方。那天时值三四月交，草原上的天气终于回暖，总算又一个冬天要过了，我的心情，就像破土而出的草芽、小母马左右甩动的尾巴、还有我自己手上的冻疮疤一样，复苏活泛着痒痒起来。我们两个友谊深化到一半，屋子里火炉太旺，都觉得气闷起来；我指了指门帘，说：“不如我们出去深化。”反正方圆五十里也找不见第三个人。我俩于是把门帘挑开，又深化了没几下，前面空场里忽然一声长长的嘶叫。

我按着你爸的肩抬头看，果然一个黑影高高耸起。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禁咧开嘴笑起来。这块空场靠近湖边，木桩围起，平时用来驯马驹子、给马刷洗、给母马接生用的，在夏天也用来配种。那年一匹母马发情得格外早，我按照阿勒腾大叔教我的，把它跟一匹公种马单独牵出来，以免它们动作起来伤到邻居。下午赶马回圈的时候我把它们凑到一起牵进空场，傍晚它们还扭扭捏捏的，这会儿终于进入正题，办起好事了。我为这对临时革命伴侣感到高兴，不由得精神振奋起来，看了看那匹公马，然后低头问你爸：“嘿，队长同志，咱们要不要比比看是它能干还是我能干？”

你爸一听，气得两颊通红，耳尖发烫，没一会儿翻过身来又抓着我捅了一回，让我也比了比是那匹公马能干还是他能干。

--- 6 十二生肖

四月的一天你爸从图镇回旗，顺便来看我。我那天刚接生完一只小马驹，坐在空场角落的板凳上捯气。你爸走过来，身上背的帆布包鼓鼓囊囊的，里面装了本书。一看我，高高兴兴地问：“哟，生了？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歪在墙角，边淌汗边答：“女孩。你摸摸？”

你爸把帆布包小心放在圈墙上，看了我一眼：“怎么这么累？”

“难产，胎位不正，哎，把我费劲得……”

“奶吃了吗？”

“吃啦，别看生的时候别扭，下了地可有劲儿着呢。”

你爸蹲着摸小马的脑袋，听了认真地点点头，眨了眨眼，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辛苦你啦，陈同志。”

我刚才说的时候还没觉得有什么，你爸这么一看我，才觉得哪儿不对，一抬头，你爸正咧着嘴在那儿笑呢。

“嘿……”我一时惊呆了，真没想到你爸一个诚恳老实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竟然也会这样占人便宜。

你爸倒还一副很无辜的样子，问：“名字给它取了没有？”

我摇摇头：“什么名字？怎么取啊？”

你爸摸着它的脖子，说：“是个女孩儿，将来会留在马场上的。你给它取一个名字，它才认你。”

我坐回角落里，笑了笑，感觉自己像一个草原上最气人的母亲，孩子一落地就当它跟自己没了关系。“我不会取名字，”我摇摇头，“我不认得它，也不能要求它认识我。”

“你会叫它，就认得它了呀！”

我被他说得笑了起来。“那它叫什么呢？”我用手指扫着它的耳朵尖，问。

你爸想了一会儿。

“它生在赛镇，又是个女孩儿，就叫它赛罕娜吧。”

我说：“不好。我要叫它达雅。”

你爸被我搞了个措手不及，瞪大了眼睛，又是笑，又是说不出话来。我得意地站起来，大摇大摆地走到圈墙边，看看你爸给我拿了什么书。

是《汉语词典》。

四月小马出生得最多，有时候一天就要接生好几匹，下饺子似的，二十多天马场就多了十几只驹子。小马出娘胎，没一个钟头就会站，过半个月就到处走着自己吃草了。马圈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好在这座马场修建的时候就能容纳上百匹军马。虽然现在有些地方漏雨漏风，不至于让马没地方待。我有心把漏雨的顶篷补一补，谁料到那年春天雨水特别多，我连出去打草的日子都找不到。生产队上，春天到初夏是最忙的时候了，又要接羊羔，又要剪羊毛，最忙时觉都来不及睡，只能在圈墙边眯一眯。我在红湖算是清闲，等到你爸再抽出空来看我是四月下旬的时候了。农忙时节乌兰牧骑也不会大张旗鼓地演出，队员们多半是回到自己原队，跟老乡一起干生产队上的活儿。你爸刚照料完布镇的千来头羊，本该再去图镇帮忙，要出发时突然想起我来，心说：也不知道陈中行现在是死是活着。于是绕路到红湖来看我一眼。

你爸来的那天，正是清晨，我从湖里打了水上来，坐在木桩子围的场里给公马刷毛。这是一年中它最幸福的日子，要跟母马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孕育出新的力量，这是件喜事，我必须得让它们精神焕发、标致动人地去做。你爸拴了马，在我身后停下，背着个手，看我干活，等我洗完一匹马回过头，就看见他已经把围栏、马圈、水槽、毡房前后都视察了一遍。一看各项设施都完好，所有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你爸含蓄地点了点头表示鼓励，然后走到我面前来，问：“陈老师，我放在你这儿的那些药呢？”

你爸是一个十分腼腆的人。我在红湖的那几年里，一般他对我的称呼就是一个字，“哎”。因为红湖定居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马圈离毡房又有点距离，哪怕用跟喊我一样的称呼喊马，一般也没有什么误会的余地。而当他要发起的对话比较严肃的时候，会称我一声“陈同志”，如果是心情好的时候，就会跟赛镇知青点的青年或是生产队的牧民一样叫我“陈老师”。我把手甩了甩，问：“你们随队带的用完了？剩下的你要全拿回去吗？还是要哪一种？”

你爸靠在木围栏上，跟我解释：如他自己所料，过去的几个月走村串镇，药品很快被各地体弱得病的乡亲要光了。其中最稀缺的是黄连素，因为春天冰雪初化，河湖解封，有很多枯草烂叶也跟着跑到水里，有的小孩或者青年不注意卫生，吃喝不干净，就会拉痢疾。他给我的半箱子药里还有两管黄连素药水，想现在要回去，预备着图镇如果有患了痢疾的可以给人止泻救命。

我听了，带着你爸回到毡房去，掏出药箱，问：“能先带一管吗？”

你爸说：“还是两管都带吧？图镇人多，而且我们随后就要去桑镇，如果中间用完了，我不一定来得及再来找你。”

我合上箱盖，欲言又止。

你爸问：“怎么了？”

我默默站起来，向马圈走去；你爸虽不明就里，但还是跟上了；我们来到马圈最里面，我之前接生的那只难产的灰色小马达雅正软着腿卧在干草堆上。

“这是达雅，队长同志，你还认识它吧？”我低下头对小马说道，“达雅波尔，快跟队长同志问声好。”

波尔是蒙语里“宝贝”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灰色”，正好和它的毛色一样。达雅波尔抬起脑袋来，看了一眼队长同志，眨了眨它的眼睛，然后抖了抖耳朵和鬃毛，又扭过头去了。

“它比较害羞，不好意思叫你，熟了就好了。”我替它解释道。

你爸看得一头雾水。

“我问你药在哪儿，你给我看马做什么？”

我说：“这个嘛……”

我指了指马，指了指食槽，指了指马的肚子，然后恳切地看向你爸，希望他能自己明白过来。你爸果然不负我望，看着我的眼睛渐渐瞪大了，但是还有点不敢相信，他抬起一只手来，指着我：“你，你——？！”

“对，这事确实怪我，”我只得老实交待起来，“我没好好看住它，前几天总是下雨，它跟着一起到外面去，估计是傻乎乎地吃了还带着雨水的草；你也知道，这马要不然就喝井水，要不然喝河水，要是喝得不干净，就容易拉肚子；这一拉肚子，它又这么小……”

你爸彻底震惊了。“你就把人吃的药喂给马吃了？”他慢慢地反问。

“没办法啊，”我说，“事发太急了，兽医又不在赛镇，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就那么死啊……”

你爸看着我，胸口起伏，直喘粗气，也不知道把我的话听见了没有；他转过身去，把军帽摘下，伸手将头发往后一捋，似乎是在试图冷静；然后把帽子戴回去，拽着我的手腕往外走：“过来。”

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干什么；半分钟之后才知道是马圈里地方太窄，他施展不开。就在出门的那一刹那，他从门口的钉子上摘下我挂在那儿的马鞭子，转过身来就要往我身上抽。我当然撒腿就跑，你爸追着我从马圈到房后，最后绕了一圈到湖边抓住了我的后颈，随即把我按倒在地、裤子一扒，抬起鞭子来就要揍我。我一开始还在挣扎，他用手使劲一抓我的背，把我拎到他跪坐的大腿上，怒喝一声：“还动！”

我立刻就僵在那里停住了。

其时蓝天如海，白云成片，我趴在那儿，余光从湖水的倒影里看到了这晴朗和畅的景象，而我那无知的屁股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着微风的吹拂。你爸握着把手和鞭稍形成一个圈，在我屁股上猛抽一下，问：“错了吗？”

我手一瞬间抓紧了土壤，指尖几乎掐到草根处去。你爸听我不做声，又是一下：“认不认错？”

我本来想承认，但因为疼痛涌出来的眼泪堵住了嗓子，忽然间发不出声音；只好本能地点头。你爸感觉到我的下巴在磕他的腿，于是在这个问题上放过了我；跟着又来了一下：“以后还敢不敢？”

事实上，摸着良心说，当时你爸为这件事要揍我，实在不能说揍得不对，因为黄连素在那时的确稀缺，整个自治区也就几个厂生产，每一支都是卫生所的大夫从盟里背回来的，本该将每一管都掰成一滴一滴地用，每一滴都仿佛是一条人命；况且黄连素也未必能治马。在草原上大多数动物的命都只能这样：假如是强壮的就活下来，弱小的就回到土地里去。就连人也时常是如此。达雅波尔被我喂了黄连素，果然活了下去，那可能是它的命本该存续，与我是否这样救它并不相干。可是，即便是这个道理，我还是不能在你爸问我的时候说假话。如果要把我再放回那个情景里去，让我看着那匹小灰马瘫倒在地上，随时可能死去，我还是不能不把我能拿出来的唯一的药喂进它的嘴里，就算我不知道这药和它的活命有没有必定的关系。我就是不能看着它不管。

你爸给我缝的那两枚扣子就是这一天扯坏的，他后来解释道之所以要扒我的裤子是为了不让鞭子把裤子抽坏，毕竟缝扣子比缝合布料撕坏的裂口要容易得多，后者多半得上补丁，那还得费布票。你爸拿我用黄连素医马这件事笑话了我许多年，从当时坐在我房前借着夕阳补扣子时，就不忘了咕咕叨叨地数落我：你这人，把人的药拿来喂马，自己犯冻疮还只会用土姜搓，凡士林都舍不得抹。

我立刻反驳道：废话，诺尔吉玛奶奶说了土姜可以治冻疮，你敢问问她，没有了凡士林还能用什么草药在挨捅时涂到屁股里吗？

你爸被我一噎，不说话了。

他要笑话我，还不能在别人面前讲，要是被别人听去了，轻的说我迂腐糊涂，重的恐怕会借题发挥，说我破坏集体财产，是现行反革命。所以他只好等待机会，暗语讽嘲，挤眉弄眼，尝试说一些只有我能听明白的话。

对于这种行为，我就觉得他实属不必。我把宝贵的治人病的药喂给了马，这固然是我不对，但我看你爸也不应该预料不到这一点。从一开始他把药藏在我这里会比留在他自己宿舍更安全，就只不过是因为没有人能找到我红湖边的毡房来。而就算是没有人来找我用，我还会想方设法把它用在别的活物身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挥霍不羁、大手大脚到了荒唐的地步。别说是一管药剂，就算是我自己的命运，也能轻易地交送给人。假如不是这样，他当初也不会到这里来认识我了。

--- 7  漂亮的蒙古马

四月之末，草原上羊毛剪完，马场最热闹的时候就来了。

今年满一岁的马驹公母一共十三匹，早已经上报给队里，能分到马驹的牧民自然是早早出发，希望选到一匹听话又强壮的小马，连同指导工作的生产队领导、给马打印的铁匠、喜欢看热闹的青年和孩子，都成群结队地到了红湖来。你爸他们队里也有赛镇人，被叫回去帮忙，于是连带着一整队也都来了。那一天风和日丽，草长莺飞，牧民们聚在一起聊家常，青年们也互相打闹玩笑，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快活。所有的马驹都牵到空场里，蹦蹦跳跳、精神充足，牧民们观察点评，青年们则要选择其中最烈的，看谁能把它驯服。按本地的习惯，公马虽然三岁才能拉车犁地，但一般一岁就要去势受驯，被生产队上各户牧民带走，马认主人，只有被从小驯服它们的人领着干活儿才会听话。

赛镇的马原本不多，都由阿勒腾老人家掌管，蒙古人对马敬重，本轮不到我这个洋泾浜来做这活儿。但前几年盟里的军马场撤销，从东部引进的三河马分散到各个旗，赛镇接到任务，由阿勒腾来养殖这群外来户。牧民们喜爱的是本地自古生长的蒙古马，个子小，不挑食，活泼，聪明，耐力极强，看着它们就像看着自己的亲儿女。三河马个头高大，又娇嫩，性子也和纯种的蒙古马不大一样。除了阿勒腾老人，没人肯主动挑起照顾它们的担子。

我看到人群中，铁匠跟着生产大队的干部也走在马场里。大队长眯着双眼睛，从头到尾打量每一匹马，似乎要寻找哪匹马少了一根毫毛，好来记我的罪过。可惜这一群马现时母的健壮，小的结实，公的神采奕奕，个个体壮膘肥、和乐融融，我本人在红湖待了一年也是完好无损，除了几道冻疮疤，并没增减些什么；大队长这才败兴而回，带着会计清点牧民的名单去了。

我这边松了一口气，忽然，在围栏旁边青年们的队伍里，看见了桑梓的影子。

桑梓也看到了我，立刻扬起了双眉，抬起手来朝我招招，然后一溜烟向我跑了过来。

我看着她，也笑了起来；直到面对彼此，我们才想起来其实和对方根本就不熟悉。桑梓低了低头，叫我一声：“陈大哥！”

“哎。”我笑了笑，低下头看着她。一年过去了，她还是那么瘦，但是晒黑了，脸上那种胆怯也没了。抬头看着我的时候，眼里熠熠有光：“这一年你辛苦了，都是我不好。您在红湖，我也没办法帮您……”

“哎，说这些干嘛，”我赶紧打断她，“我在这好得很，你可千万别乱想什么！”

桑梓低下了头，咬着嘴唇，不知道又在琢磨什么；我忙继续问她：“后来还有人找你的麻烦吗？”

“还好，就是……”

桑梓的话回答了一半，我突然被另一个声音吸引了注意，朝空场里面扭过头去。

“纳木海！”我听见有人在叫你爸；场中间几个蒙族青年合力用套杆拉着，困在中间的是一匹骝色的小公马。这匹小马鼻子上有一块白斑，阿勒腾老头之前给它取过一个名字叫格力班，意思是它脸上这抹白色就像一道闪电。格力班平时就倔强活泼，而且高大强壮，现在看这幅样子，应该是没人驯得服，是今年出栏的最烈的一匹小马。

你爸听了人的叫唤，本来站在围栏边，一面跟人说话一面时不时看一眼栏里面的情况。场中间还有两个乌兰牧骑的男队员，一个拉着套杆站在一边，另一个骑在马上。牧民家的年轻人们把手放开，格力班立刻撒开蹶子，拼命跳跃，那骑手坚持了几分钟，终于体力不支，被甩了下来。另一个队员把他扶起来，他摊了摊手，向栏边抬抬下巴，人们就再次喊道：“纳木海！”

在苏旗，几乎每一家人，每一顶蒙古包，都知道你爸的名字。有母羊认不得羔子了，人们就会喊，“纳木海！”镇上唯一的电视机收不到信号了，人们就会喊，“纳木海！”小孩子打架谁也不肯认错，插包的知青想家，牛站在铁道上就是不下来；每当出现任何一件这种事，好像跟着总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乌兰牧骑在这里就好了，我们就去找纳木海。马驹驯服不了，最后要来找的当然也是你爸。你爸听到人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叫他，感到推脱不了，于是咧嘴一笑，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冲着跟他说话的牧民点点头，然后低下头来把帽子摘了，认真地把八个角整整好，挂到一边的木桩上。然后他看了一眼那匹马驹，又抬手把外套扣子解开，也脱了下来，认真折了一折，搭在围栏上。里面是白衬衫，他把领口解开，把袖口也高高地挽上去。做好这一切准备，这才迈开腿往格力班那里走去。

几个青年见他过来，离得远的就开始鼓掌叫好，那两个乌兰牧骑队员还紧紧抓着杆不敢松手。你爸走到马驹面前，先摸了摸它的前额，像在跟它打招呼；然后抱着它的脑袋，稍微往前推一推它，好像是试探它的脾气和力量。格力班果然往回顶了过来，你爸往后退了一步，那两名队员连忙拉紧了套杆。你爸抬起头来，对他们说了什么，两人的表情由担忧缓和了一点。他跟着又抱着马的脑袋，反复地拍着它的前额，然后又对着它的耳朵说了什么。然后他撩起杆身来，绕到马的身旁去，抱住马颈，脚尖一点地，抬腿跨上马背。

套杆还没松，马就不安地试图跳动起来；两个青年又试图拉了几下，你爸伏低身体，抱着它的脖子，等马的步子和缓下来，冲两个人点点头。两个人把缰绳递到你爸手里，你爸把两端在手腕上绕了一绕，那两人便同时把套索取下来。格力班立刻开始高高地跳起来。然而你爸环抱着它的脖子，腿也紧紧勒在它的身体上。他就像一条绳索似的缠着它，又像轻得没有自己的重量。

马跳了几次，甩不下来，又开始改变策略，想要趁人不备，猛地加速再猛地停止。然而他的手放在它的颈边，好像能感受到它的动势，只要马一发力就立刻紧紧把自己固定在它的背上，次次都反应在它之前。

马再次没了办法；最后只得在围栏里横冲直撞，快跑起来。你爸前几次都只是抱着它，任由它跑，让它到了围栏边自己停下，或是急转弯。到了最后这马也急了，还想试一试玉石俱焚；围栏的高度是它明明跳不过去的，假如它摔个跟头，自己可能折断脖子，马上的人更是非得被甩成重伤不可。它向着一条围栏加速飞奔，到了近处也不减速，空场里的青年一面躲闪，一面惊叫起来；周边围观的人也都吓得大叫，喊着你爸的名字：“纳木海！”让他快跳下来。

而你爸还是那副样子：抿着嘴，微微皱着眉，用那段缰绳紧紧勒住马的咽喉。绳子被格力班冲得绷紧；他的小臂上的肌肉也鼓胀出来，卡着袖口的边。马最后终于在栏杆前停下来，前蹄高高抬起，只有这样才能刹住了脚步；你爸挺直了腰，几乎是平行地贴着马背，夹着马肚子，稳稳把自己固定在它的身体上方。

围观的牧民们都惊呼喝彩，鼓起掌来；格力班又试了几回，每次结局都是如此；它自己也知道大势已去，垂头丧气，迈着小碎步往空场中间走去，时不时左右晃晃脖子，不过这时的威胁力就跟小孩子撒娇没什么区别了。

见这匹烈性的马驹低了头，大伙儿都大声欢呼起来。纳木海跳下马背，把缰绳交回别人手里，又摸了摸格力班的脖子和耳朵，小马竟然有些依恋地朝他那里跟了过去。青年们都大声笑，说：“纳木海！把这匹烈马给你吧！”

“我可不能要，”你爸低头笑着，又摸了摸格力班的头顶，但仍是摇了摇头，“我的乌日才四岁呢！等到乌日老了，它也老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我看了看。

“它力气挺大，也很聪明，”他继续说，看向来选种的牧民，“是一匹好马。不如留下来做公种？”他问来相马的牧民。牧民们一听，立刻果断地摇了摇头：“好是好，性子太凶！生下来的全是小倔驹子，不服管，力气再大又有什么用？”一个年轻人还笑他道：“再过几年只有纳木海能降得服这群马，那这里所有的马就都得归他啦！”

你爸听了大笑：“一个人就两条腿，哪有那么多马好骑？”牧民们挑了另一条高大又温顺的小马留作种，其他的马驹跟着就要排队去挨骟了。

现在想想，那似乎就是你爸第一次和桑梓见上面。

--- 8 岱日拉查

马的去势，就和任何其他雄性动物的一样，首先需要把动物固定住，避免它挣扎；然后由一个人当机立断，把它的雄性生殖器下的两个卵蛋给割掉。大概对于所有物种，雄性对于自己的生殖器都十分重视，所以大脑进化出了特殊的疼痛来督促它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保护自己裆下那一亩两分地。因此动物丢掉卵蛋之后的反抗也往往是惊天动地，小公马长到三岁，体重长全，就有七八个人也难以按住了，所以这事得趁早下手。镇里个头最壮、力气最大的牧民围在一起，两个按住马头，两个抓住前后腿，马侧躺下来，被迫展示出要害部位，蹲在最后的兽医手起刀落，咔嚓一下，这匹小公马就再也做不了父亲了。阿勒腾老先生曾经对我说，草原上的野马群总是一匹公马带领十几匹母马，孩子一旦成了年，就会被逐出家去，另找家庭；更别提别的成年雄性，若是想加入，非得跟原来的一家之主生死较量一番不可。不过，要是这个外来客是个没了蛋的家伙，那么领头的公马就会对它宽容得多，不用打架，就能让它加入自己的集体。

我那时听了，便笑着说：“照这么看，少了两颗蛋，对它来讲也不全是坏事？”

阿勒腾老头嘿嘿一笑：“是。不过嘛，如果说这马会说话，你问问它自己怎么选，它估计还是想把这两颗坏东西给留下来！”

我们便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揭过了这个话题。

草原上的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轨迹。马的卵蛋，就像任何雄性动物的卵蛋一样，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也是长生天给予的；它要跟发情的母马成阴阳合和之好，乃至于与其他公马发生殊死搏斗，的确不是什么符合人类美德的英雄壮举，但恐怕也不能说有什么错。草原上的人，不惧怕改变其他动物的轨迹，让它们围绕自己；自然也就不能惧怕自己的轨迹被改变。

我看着牧民们将一匹小公马按倒在地，你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桑梓已被别人叫去帮忙了，你爸便跟我说起闲话来。“现在还比不比谁能干了？”他朝那边抬抬下巴，笑着问我，“以前看过骟马么？”眼里是他们草原儿女面对没见过世面的城市知识青年常有的怜爱和揶揄。我自然不能认输，说：“这有什么稀罕的，我小时候跟老爹老娘回乡下，看社里杀猪，动静比这个还要响呢！”

你爸一听，立刻面露一种不屑的神情，一听我竟然把他们蒙古人的至亲家人比做小猪，立刻就要出言辩护；可是这时兽医的刀子正好嗤地一声劈落，小公马猛地弹动起来，喉咙发出呜咽似的一声。我下意识地猛扭过头，你爸要逗我的话就说不出口了。

“害怕？”他问。

我缓了缓神，摇摇头：“也不是怕，就是不能看。”

你爸抿了抿嘴，过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马是很聪明的动物。”他说。

“聪明又怎么？”我露出一副很怅然的样子，“还不是要被你们给阉了。”

你爸果然立刻不好意思起来。“哎呀……”他赶紧组织语言来解释，“这，这对它们也不是不好……不阉，它们春天来了，打架，很危险，脖子都会扭断，肋骨都会踹断。”他想到这个论点，怕说服不了我，还援引其他物种来当例子，“没有阉过的牛，你知道吗？到了春天，哎呀，那个角顶得，能把肚子都给顶穿了，里面的血！肠子！流出来！”

“唉，”我仍然郁郁不乐，“那假如你让它自己选，它会想要挨这一刀，还是不挨？”

你爸沉默了一会儿。

“其实当种马活着，也挺没意思的。”他说，“白天要养膘，不能出去，别的马都能上外面去，头顶是天，脚下是大地，哪怕要犁地拉车干活儿，至少是个有用的牲口。它们么，被关在圈里，什么也见不到，除了吃料，就是待着，就像一团死肉一样。除了配种那一个月有些用；可是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平时我们牧民在家里的马，虽然让它干活儿，有时候还拿鞭子打它。可是我们心里都是很敬重它的。因为对我们的生活，它们也出了一份力；只要我们牧人饿不死，就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马。要是种马么，一辈子就在马场，可能马倌也会对它好吧，可是没有人像我们爱我们的马那样打心眼里去尊重它，喜欢它。”

我心里想，但说不定马场里的其他母马喜欢它喜欢得很，这在它心里可能比两只脚的人类喜不喜欢它重要多了。但我看着你爸的神情，越说越是认真，禁不住想要逗逗他。于是我保持着深邃而忧伤的神情，严肃地问：“那假如让你选，你是愿意当没有用的种马，还是愿意当有用、受人尊敬的阉马呢？”

你爸果然开始慌乱起来。显然，对人民和社会有用，并且受人尊敬，这是你爸做人的一贯目标；但假如说要为了这个，就非得把他胯下那杆东西放弃，这似乎就有点不好接受，毕竟这东西一来是长生天给的，二来长势也很不错，三来现在时不时还能派上点用场；而且假如他的东西放弃了，我的东西就得一直派上用场，这样好像就更加让人不情愿。我看着你爸的脸变红了，支吾半天，然后比手画脚地说：“哎呀！那这不能这么比的吗！”

我笑了起来。你爸意识到我是故意的，也笑了起来，又推了我一下：“那你说，要是你，你怎么选！”

我转了转眼睛，思忖一番：“要是让我选啊……我就自己跑到野地里去。假如有母马看得上我呢，我就跟她们生几只小马驹。要是没有，那我就自己个儿吃草。要是我看着哪个人顺眼，就给他家干两年活儿，让他骑我几回。要是在野地里被狼咬死了，那也就这么回长生天去。我不去管别人，也不让别人来管我。”

你爸听着我说的话，也笑了。

我问：“你笑什么？”

他背后靠着围栏，侧过身来，几乎是贴着我的耳朵说：“你当然这么选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刚想问，他又朝后退开了。

格力班最后分给了阿勒腾的孙子，十二岁的苏勒德，也是你爸的外甥。阿勒腾是你爸的大姐的叔公，也就是他姐夫的爸爸的弟弟。这老人的儿子儿媳英年早逝，还没孩子，因此他姐姐和姐夫的小儿子就过继给老人做孙子。他们家今年要分两匹马，家里的老马要换，苏勒德也该自己骑马去放羊了。十几个牧民，十几匹马，骟马的一队，打烙印的一队，苏勒德的小脑袋在里面钻来钻去，到了傍晚，骑着他们家的老马，跟同来的牧民们一起赶着马群回去了。

坐着大车一起来的青年们还舍不得就走，带着酒、烙饼，还有工分换的罐头，众人生了篝火，围坐一起的有下乡的知青，队里年轻的牧民，还有乌兰牧骑来凑热闹的姑娘小伙们。我也献丑了几个白薯红薯出来凑份子，放在篝火旁边烘熟。有了篝火，还有酒，自然就要跳舞，要唱歌。在场的分成牧民和知青两组，轮流出人比赛。牧民们觉得乌兰牧骑的队员应该归他们，知青们当然不答应，说这是作弊。最后纳木海主动提出乌兰牧骑的退出，当评审，牧民们便说：我们乌兰牧骑的可以不唱，那你们的陈老师也不能唱！

我当然乐得清闲。年轻人的歌声一首接一首，很快两边都出过了五六个人。一个牧民小伙唱了一首短调，接下来，知青中轮到的就是桑梓了。

桑梓站起身来，欠了欠身，说道：最近她和牧民家的大娘学了一首蒙古民歌，叫《诺恩吉雅》。这首歌唱的是个远嫁姑娘的故事。桑梓唱得很好，只是对面的牧民里有几个，早就憋着一副贼眉鼠眼地看着她。这首歌旋律婉转，他们越听越不怀好意地交头接耳起来。桑梓唱完，鞠了鞠躬，他们便格外起哄起来，非要她再唱一首：“桑梓！再来一首！”“再唱一首《敖包相会》吧！”“xxx！跟她一起唱！”

有几个脾气厉害的知青就要站起来，牧民中的刺头也不相让；我刚想：得赶紧想个办法拦住他们，这时，你爸站了起来。

他朝牧民们看了一眼，又朝知青们看了一眼。两边的人一下子突然都安静了。一时间湖边只剩下篝火噼啪作响的燃烧声。“我来和她唱。”

桑梓抬起头来，隔着火堆望着他，脸上又是感激，又是羞怯。她又欠了欠身，说：“那我再唱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吧。”

桑梓唱主音，你爸就用长调和她相和。在篝火的两侧，桑梓的声音像和缓的春山，他的声音像流淌的天河。桑梓的眼睛像跳动的火，他的眼睛就像是沉静的夜星。一首歌唱完，知青们用力鼓起掌来，那几个多事的牧民也蔫头蔫脑地不说话了。

我想你爸和桑梓大概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在当时我还没有多想，在那年的秋天，有一回你爸很兴奋地过来找我，说：桑梓选入他们乌兰牧骑队伍了。我心想，桑梓声音好，条件也好，很适合进入文宣队，这确实是好事；可是这么高兴地告诉我做什么？我便问了他；他低头抠手，忸怩半天，才说：他想着桑梓是我的朋友，以为我会关心呢。

就连这时我也没多想，直到又过了几个月，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有一天你爸又来找我，坐在我面前酝酿了好半天，最后才开口问我。

他问我能不能给桑梓写一封信。

三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 9 海然海然

一九七零年始，苏旗一连经历了两个雨水充沛的好年。苏旗从南到北牧草又密又深，红湖边更是繁茂得可怕，几乎能把人和马吞噬进去。据说有的城市里长大的青年，刚到草原，会被夜里的星空吓哭。偶然受到驯服的自然，会被人类当做是装点人造之物的可爱的风景。而当自然偶尔露出它真正的力量，就会让人意识到自己多么渺小。我们平日建立起的伦理道德，在蛮荒之下显得不堪一击。在马场，哪怕我每天奋力地割草，哪怕生产队的打草机每个月来一次，都追不上草原生长的速度。苜蓿、野燕麦、芨芨草，几天就能长到腰高；得把草丛拨开，才能看到野花。一旦走得离湖边稍近一点，马群就被海一样的草淹没，只有偶来的风能让它们显出身形。

马儿们可不会为青草太长而担忧。它们一个个吃得膘厚毛润，快乐得高枕无忧。阿勒腾老头或许还是不放心我这汉人照料越来越大的马群，和队上说过，要效仿养蒙古马的老办法，趁着草情好，把马野放两年。要么，就赶回他家的草场来放。这个建议提到了生产队就如石沉大海，最后还是我一个人留在红湖。白天，赶着马出去，就像带着鱼群游到深深的海里；还得修剪牧草，把多余的青草晒干，堆放到高大的谷仓里。红湖的草仓本来不小，然而承受不了这样丰年的负荷。每过一两个星期，生产队就得派人来把我这里放不下的草料拉回队里。拉草料当然得用大车，去程空置，自然往往顺便把我的生活物品装上。送补给这活儿本来是小格日勒负责，后来阿勒腾老爷子家的苏勒德主动挑起了这差事。这孩子自从春天来红湖领了马之后就对我特别友善，虽然人小，但毕竟跟着阿勒腾长大，赶马、套马都不比大人差。他每次来红湖，就常常问我要不要让他替一天班。有什么事想回镇上办的、或是要找什么人说句闲话，都可以趁着这一天去，马车拉着草料，我稍在后面，比自己骑马舒服一点。

闲话我倒不用特意找人说。毕竟你爸那时还三五不常地来找我一回。不过能去别处走走，这我倒是很希望的。况且苏勒德建议我搭板车坐，实在是非常符合我的心意。有时，赶车来的青年还没走出湖畔的草海，就远远地冲我喊：陈老师！乌兰牧骑的同志今天到五队啦！您去看看演出吧！

我就把马群交给苏勒德半天，搭着车去凑草原上的热闹。你爸那时在演出里，唱歌的时候多；也有时候给人配双人舞、群舞，还有时候拉马头琴。回来的时候板车常常还能借给我，之后小苏勒德从红湖骑马挽着空车，不到一个钟头就能回到阿勒腾老人的蒙古包里。

在一九七零年秋天，苏旗的乌兰牧骑招募新队员。只要有生产队或者当地牧民知青推荐出来的能歌善舞、有艺术才能的人都可以接受考察。你爸说，桑梓的条件挺突出，当时赛镇的知青推荐她，生产大队的领导还有点不愿意放的意思，他一看，更知道不好，于是主动和文化馆的政委说，把她要到自己队伍里来了。

我虽然和桑梓没什么私交，但也觉得世上少一个人受欺负总比多一个要好。当时表扬了你爸几句：行啊，队长同志，这事做得挺讲义气。你爸坐在毡子上，抬头看着我，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屋里炉子烧得太猛，他的脸颊还有点红扑扑的，眼睛也发亮，看着我，好像心里正怀有什么期待似的。

后来的几个月里，他每次到我的毡房里，喝奶茶、吃奶皮子、等着我烙饼拌菜蒸羊肠的时候，几乎每次都会提起几句关于桑梓的话。桑梓学会了《鸿雁》；桑梓会跳女民兵了；桑梓修好了一个半导体，在图镇被七队的老巴雅尔夸了好半天。我一开始还觉得没什么，直到后来有一天，我们俩在毡房里深化友谊的时候，完了事我刚往旁边找水喝，你爸就看着我，问了个问题。

他说：在两年前我们开始深化友谊的时候，他问过我，我们这种行为算不算搞破鞋。我当时说，不算，因为首先从数学上讲我们只跟一个人发生过性关系，而一个人不等于多个人；而且这是为了巩固纯洁的革命友情，目的也不能算不正当。但是这一推论只考虑到了我们当下的身份，也即两条光棍汉；而假如他日我们将和适龄未婚的异性结成组织批准、法律首肯的革命夫妻，那么，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新的生命，我们显然要和法定配偶发生性行为。如果这样一来，多人多次的条件就符合了；而跟合法配偶进行性行为，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肯定不能说是不正当；那么这么一来，是否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成为搞破鞋了呢？

我被他问得一愣，陷入了思考。

“……你最近有和哪一位适龄未婚的异性结成革命夫妻的打算吗？”我狐疑地问。你爸一听，立刻否认：“不不，没有没有！”

我仍旧疑惑地打量他。“我反正是没想过这事，”我皱着眉头，严肃地说，“我下乡是为了接受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不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的。怎么，您想甩开我这个对子，放弃我的学习和进步，自己去追求个人生活的幸福吗？”

你爸立刻又诚惶诚恐起来，赶紧摇头：“不是不是，没有没有，陈同志，您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的脑子里也在回想。整个苏旗虽然喜欢你爸的姑娘许多，但是能有点眉目的很有限。你爸又是干部，又拿着旗里的工资，一般的姑娘不敢轻易高攀，身边的女孩里，他们队里的德丽和杭拉都有婚约；听说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他们布镇有个姑娘宝尔玛，追他追得很热情，结果被他劝到旗里上夜校学文化去了。

我一边摸不着头脑，一边在外面蹲了一会儿，回来你爸正好兑了热水，我脱了衣服正打算擦一把就睡，结果反而看到你爸一脸严肃地坐在火边，我刚把背心穿上，他就问：“陈老师，你给你大学同学的信现在还在写吗？”

我想起他一早就知道我写信给方圆和志国的事。我点点头，回答：“写啊。”这确实也是真话，因为他只问了写没写，而不是寄没寄。我仍然经常把生活的情况写在给他们的信里，只不过很久没有寄出过了。

你爸点了点头，“哦”了一声。然后他脸上的表情变得羞赧了一些。

“陈老师，”他问，“那您能不能帮我写一封信？”

我的心里的警铃就像吹唢呐、敲大锣似的响了起来。

我上一个帮这种忙的对象还是志国。后来发生了什么也不用多说了。

我问：“给谁？”

你爸说：“就是你的朋友，南京来的学生莫桑梓。”

我心下大惊。天哪！你爸居然把主意打到了桑梓的身上？她今年才多大？——仔细一想，好像也有二十出头了。我之前从来没想到过她；因为我心中的桑梓总是她刚来队里时，那瘦瘦小小、紧张不安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就像个小孩，一个年幼的妹妹。而且她比你爸也小了快十岁。我哪能想到你爸的意中人竟然是她呢！

你爸说：他们乌兰牧骑队伍里，现在只有莫桑梓一个汉民姑娘，她有时候不适应、想家，闷闷不乐，他一个男人，又是蒙古族，又是草原长大的牧民，要做思想工作，当面说，说不出来，想写个信，也不知道信应该是怎么写的。他说到这儿，就用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我。

我心里五味杂陈：一面想，好你个纳木海，搞对象就搞对象，你还说什么做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就算是他唱高调、装正经，作为最好的朋友，我本也应该帮他才是。但是替别人写信，实在是戳到了我心中的痛处。哪怕一个是我的好朋友，一个是位善良的姑娘，我应该对他们的爱情送上祝福，也实在是不想陷入这种尴尬境地：英语里有个词叫“第三个轮子”，就是说自行车上的两个轮子本是恩爱般配，天造地设的一对，结果偏有那么第三个轱辘，因为内忧外困，夹在人家之间，最后造成的境地，咳，简直可以说是害人害己。

于是我说：“丑话说在前面，我这人不会说谎，而且发过誓，以后绝不给人代写情书。”

你爸立刻急了：“哎呀，什么情书！”

我说：“嗯嗯嗯，好好好，不是情书。”

你爸说又说：而且也不让我代写。就光明正大地写我自己的名字，给桑梓写一封信就成了。

我听糊涂了：那他呢？这到底是他搞对象还是我搞对象？

我问：“那你呢？这到底是你做思想工作还是我做思想工作？”

你爸说：“我先看看你怎么写的，你来给我做个示范！”

我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你爸当即从帆布包里拿出稿纸，给我把钢笔的墨水吸好，我看着他的样子，推脱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坐在毡上，就着板凳写了起来。

我写道：

亲爱的桑梓同志，见信如晤。听闻纳木海队长说，你自从加入乌兰牧骑队伍以来，每天思想提高，业务进步，既能和其他队员同志们团结在一起，又能与广大牧民同胞们相结合，在工作中受到广泛欢迎，我作为与你曾经同在一队劳动的战友，感到非常欣慰。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振奋精神，发扬乌兰牧骑的工作作风，也为我们南方知青争光。有许多同志都很关心你的生活和学习，如果你有什么思想上的波动，或者感情上的问题，务必不要自己埋藏在心里，可以常常和你们纳木海队长谈一谈。祝共同进步！此致——敬礼，陈中行。

在这封信的写作上，我的脑子里主要装了三件事。首先，要尽可能地淡化有关我这个人的内容。第二，要重点突出纳木海同志。第三，我还要尽量在不坏他好事的前提下表达出我对写信的冷淡。万一要是我写得太好，他看我工种熟练，索性看示范看上了瘾，那我可就惨了。把握着这三点要领，我发挥我的文学积累、艺术才能，一笔到底写完了这一封信。

你爸看着我，好像还嫌不够似的，眼巴巴地看着我：“就写完啦？还有吗？再写点儿吧！”

我把手一挥：“没了！还‘再写点儿’，这玩意儿贵精不贵多，你拿去吧。”

你爸拿起信纸，仔细研读了一番，好像觉得有哪儿不太对劲，但是看了看我一脸没好气的表情，也不敢多问了，于是把信纸折了一折，小心翼翼放回帆布包里，第二天早上回旗里不提。

过了二十天，他又带着一封回信来了。我心里还觉得他多此一举：抛砖引玉，投石问路，哪怕这个石头是我的，难道你还放着路不走，非得让这石头有去有还吗？我把信拆开了，打开一看，信是这么写的：

中行大哥：展信安！感谢您的问候，我在乌兰牧骑一切都很好，每天都努力学习专业和其他领域的文艺知识，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给知青丢脸！下乡虽然辛苦，但看到牧民同胞们欢迎我们的情形，就觉得什么都值得了。有时想念父母和几个兄弟，纳木海队长常常帮我递信寄信，我的思念便减轻了很多。队长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而且经常和我探讨业务知识，还总是教导我们如何在工作中更全面地做到为人民服务，不仅像兄长一样对待我，而且是我们思想上的领路人。今天收到您的来信，我也十分高兴，希望我能不辜负您的期望！祝共同进步！此致——敬礼，莫桑梓。

我一看，姑娘快把咱们队长同志夸成一朵花了。这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那种熟悉的被夹在两位有情人中间的感觉又笼罩住了我；我翻过信，装回信封里，往前一推，不想看它；你爸却还满脸期待地看着我，说：“你再写封回信吧？”

我说：“有什么好回的？你不是说要示范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我从今天起就不教了。”

你爸死活不答应，缠着我非说：“就算是不为了教我，总得有始有终吧？人家桑梓接到你的信，可是二话没说，立马就回信了。”

我拗不过，愁眉苦脸、没话找话地写了一封信回过去；从此以后，我每天早上撩开门帘，第一件最怕的事就是你爸的马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他要是来了，那帆布包里估计又有一封桑梓给我回的信，然后他又会一副秉公办事的样子，强词夺理，非得让我给人家写回信；好像多拉一个人壮胆，搞对象就不是搞对象了似的。以前我总是盼着乌兰牧骑工作不忙，你爸来跟我说说话，还能顺便得点零七八碎的东西。到现在我却希望他们工作越忙越好。工作一忙，他们两个接触的机会也多，说不定就能捅破窗户纸、赶快恋爱成功，这样我就彻底解脱了。

我心想事成。过后半年，乌兰牧骑的工作果然很忙。但即便是这样，你爸还是忙里抽闲，来找了我两次，递给我桑梓写的回信。我和桑梓的通信内容，还是老一套，谈工作，谈革命精神，然后谈一谈你爸，我夸你爸给她听，她也夸你爸给我听。这个夸你爸的内容持续了一段时间，以至于我开始奇怪，你爸跟她到底进行到什么地步了。可关于他俩的问话，几次到嘴边，都问不出口。一方面是你爸这个人脸皮薄，我要总说他想跟别人搞对象的事，说不定他更不好意思，要跟我翻脸；另一方面，我也替自己觉得挺没意思：万一人家真的已经两心相悦、情好甚笃，我一个孤家寡人，在旁边探头探脑、张望不停，实在有点不大好看。

我写信的时候，你爸就在火边看着我。我想起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志国心里想着方圆，脸上也是这么一副又羞涩、又陶醉的神情。我心里别扭，写完信，他装进包里；我们俩就规规矩矩熄了灯睡觉，没人提起深化友谊的事。就像说好了似的心照不宣，我们谁都当这路事在我们之间就从来没发生过。

第二天早上，他再把信送回旗里，桑梓的手中；就这样到了七二年春天，草原上的旱年终于又来了。

--- 10 情歌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生产队到红湖来领驹子的时候，我见过你爸和桑梓一次。那一天他们乌兰牧骑的同志仍是八个结队从旗里一起来，因为不是正式演出，没有拉车，每个人自己骑一匹马。桑梓自己也骑着一匹。我当时没想到，桑梓本跟我一样，也是个对骑马犯难的汉人。这一天或许也是她第一次骑这么久的马，到了栏边，从马上下来的时候，皱着眉看了自己的手掌一下。我本想过去打声招呼，这时就见你爸握住人家的手就把人家拉了过去。他把人家姑娘的手拉起来，原来上面被缰绳磨出了一个水泡。你爸就拉着她蹲下来，用火燎了钢针消毒，给她把水泡挑破了。

我看着你爸端详人家手掌的样子，心里百感交集，想：我手上的冻疮疤都快连成字了，也没见他什么时候过来临摹临摹！——可见人一旦搞了对象，什么革命友谊都得抛在脑后。

一九七二年的开始，好像做什么都不顺利。马场中小马驹生了近二十匹，可是从三月半开始，天上硬是没有落过一滴雨。湖边的草被马翻得连根都快拔了出来，远处的草场别说打草，就是马群一天所要吃的都能把那薄薄一层绿意削尽。总算，到了四月，队里来骟马、领走马驹，草料不够吃的问题才缓解；可是，新的问题转瞬间又来了。草情好的年份，很多人家会领走成年的母马当劳力。但今年是旱年，成年的母马都留在圈里。生产队上的人点好了数，就是明年要对着这个数点出驹子的意思。本来，这也没什么；虽然每年，依据这些革命伴侣的身体状况起伏，不一定是每匹母马都能怀上小马；但是在它们的努力耕耘之下，基本上数量差得也不会太多，顶多是一两只的缺口而已。

谁料今年不知道为了什么，两年前留下的那一匹小公马，好像学不会似的，就是不肯骑到母马的背上去。

马场里现在就只有两匹种马。原本军马场分给赛镇的马匹中有三匹种马，第一匹第一年就因为水质不适，病死了。还有一匹在赶来红湖的前一年丢了。现在的第二匹，就是两年前相马的时候取代了叛逆的格力班，被牧民留下的那一匹小马。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就因为它太听话，没人教做的事情它就不敢自己去做；这匹年轻公马，就如同一名思想觉悟过于高尚的社会主义战士，不仅心里没有沉湎于肉体享乐的私心杂念，就连要为了高尚道德的目标做这件事情时，它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下蹄，或者下什么别的身体部位。我把它和小母马牵到一起，一晚上过去，母马急得差点把它踹出栏外；我把它牵到栏外观摩老种马怎么同它的革命伴侣耕耘，它还是结合不到实践上。我还试过把小母马跟老种马牵到一起去，结果老马仿佛三贞九烈一般躲到围栏边上去，长嘶大叫着不肯靠近。我这才想起来，阿勒腾说过，马这种动物也讲究伦理纲常，绝不近亲交配；这一批小母马想来应该大多是搬来红湖以前它的后代女儿。这下我差点成为罪人了。最后剩下的办法就是去别的旗借种马来用。可是旱年哪里都忙，我怎么赊这样的人情呢？

我算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每天看着空场，急得嘴唇长泡，口舌生疮。就在这时，你爸大概是又想起红湖边有个陈中行现在不知是活是死，于是跑来看我一看。

那时正是下午，小公马还和一匹小母马正关在空场里。一对小友一个连跑带跳，一个又躲又闪。你爸大概也没见过这种情况，看了看它们俩，不解地看向我。我不想跟他说话，何况这也实在没什么能解释的；于是闷声不语。我们就站在围栏外面瞅着它们看，直到太阳下山，月亮升起，星星挂满深蓝色的天。

你爸那天倒是没带着桑梓的信来。也许带了；但见我实在烦躁，没有拿出来要我回复。我们坐在夜空下，我从衣兜里掏出两支烟来，把一支划了火柴点了，叼在嘴里；另一支递给他，抬抬眉。

你爸摆摆手，不抽。我就把烟揣回兜里，吐出一口烟泡，就像叹出一口气。

我当时确实万念俱灰。可是脑子又停不下来。我是真没法把自己变成一匹马。要不然的话，我都恨不得能自己替它完成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使命。眼看五月都要过了，小母马过了发情期，只会比之前更难以完成交配行为。明年生产队长一看没有马驹，可不会听我解释我没法把自己变成马的能力局限，非得开动他本来也不多的脑筋给我想出几个罪名。

就在这时，我听到从东方很远很远的天上，传来一阵隆隆的声音。

在那一刻，就像什么东西打碎了似的。我的念头就像不受控了似的从嘴里跑了出来。

我看着你爸，手拉住了他的胳膊；嘴唇像是自己动了动似的，对他说：“哎，要不咱们来给它做个示范。”

你爸转过头来，看到我的眼神，下意识地把手臂往后拔：“什么！什，什么示范！”

我又抓住他的小臂。“它不是不会骑么，”我朝空场里黑黢黢的马影子抬了抬下巴，“你总会吧？你骑我，行不行？”

他被我这建议给惊呆了。“什，什么……”他看了看我，看了看围栏后的空场，后退了一步，然后又看了看我，“这，这为什么……”

“还不是他妈的为了给社会主义做贡献！为了让母马生小马、小马再生小马！为了把小马骟掉！成为对生产和劳动有用的好马！”我烦躁地把烟甩在了地上，用脚踩熄，“他妈的，纳木海，你到底行不行？嗯？”我往前走了一步，一只手撑在木围栏上，整个人挡在他面前，“你要是不行，那我来骑你行吗？”

那一天我们就在那围栏旁边发生了一次性关系。我逼近他的时候，他本能地后退，脸颊一直连到耳朵都发红，表情慌张又无辜，眼睛的样子就像一只被人拿捏住的小动物。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跑。我从他的后颈按住他，让他扶着围栏的桩子跪在那里。我的手放在他肩头上，隔着他穿的白衬衫也能感觉到他肌肉收张鼓动。可我的脑子里好像只有天上越响越近、低沉得好像从我自己身体里滚动出来的雷鸣。现在想想，我那时一定是疯了。人在心理压力过大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暂时性的精神失常。我在那一天的所作所为，不仅荒唐无理，不合乎道德，甚至可以说是可鄙的。我不知道他当时顺从了我的建议是因为什么。或许和以前一样，是为了深化我们的友谊；或许是信了我做示范的胡话；或许是被我反常的神情吓住了；又或许是因为觉得我可怜，想要通过顺从来安抚我。可是，只有我知道，在我靠近他，盯着他看的时候，我在想的是什么。在那一刻，有一个十足十是疯狂的念头钻出了我的脑海，浮现在我眼前。

我在那一个瞬间，觉得他并不爱桑梓。

他们很好——般配——善良、合衬、优秀、信仰坚定——可是他们不应该在一起，不应该结合；我好像一想到他要跟那个小妹妹似的姑娘结成终身伴侣，就从心里慌乱，就好像这是一件只有我能预判、能阻止的错事一般。

原谅我那一刻的疯狂吧。或许我是真的太累了。我有什么依据能认定你爸不爱桑梓呢？难道我能找出一个范本，说明这才是他爱一个人的样子？——不是像爱一只羊羔子、牛犊子、马驹子，也不是像爱草原、爱河山、爱东面初升的太阳；不是像爱谷仓、缆线、公路和铁轨、每一位牧民和知青、每一位革命同志——在我们的时代，难道有除了这些爱以外的爱存在吗？如果有，那也一定是无用的，对社会主义的建设没有好处的，因此是浪费的，是不正当的。难道我竟然希望他偏离正确的轨道、犯下思想自由的错误，甚至想要阻止他选择一位志同道合的适龄未婚异性结为革命伴侣吗？

直到天上的雨滴落在我的脸上，我才从疯狂的思想里回过神来。当时我们两个都躺在草地里喘着气，你爸先反应过来，用手指接了一颗雨滴，放到嘴边，用舌尖舔了舔。

“下雨了！”他睁大了眼睛，看向我。

我们两个赶紧卷起衣服跑回毡房里。回了屋里，刚把火生起来、水坐上，外面的雨滴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了。我刚舒了一口气，你爸在用热水收拾个人卫生，我坐在帐门口，总觉得外面有马匹嘶鸣的声音。

这只小公马的声音我认识，虽然它一般不怎么爱叫。但这声嘶叫听起来有些陌生。我心里一动，突然想起了什么。该不会……

我赶紧扑到窗边去，掀起帘子来，眯着眼睛，透过雨幕往空场去看。只见两条黑影穿过西面的旷野，一前一后，绕着已经锁了门的马圈跑了一圈，然后来到空场的栏杆边。那两道影子，一道是青灰色，略微瘦小，前面那一道骝色，高大结实，它的鼻子上好像还有一块白色的斑。

我高兴得用力一拍大腿：“有救了！”

你爸冷不丁被我吓了一跳，但一听有救，也不由得关切起来。他凑过来到我身边，挤着望窗外望：“是什么？”

我哈哈大笑：“是你的老朋友，格力班回来啦。”

“格力班？”你爸瞪大了眼睛，“格力班怎么会在这儿？什么回来？”他想了想，“格力班不是分到苏勒德家去了吗？”

我人逢喜事，心中大畅，懒得跟他啰嗦，只朝他挑挑眉，挤了挤眼睛。

有一件事我确实瞒了你爸很久。那就是，首先，从两年以前，格力班就并没有被苏勒德领回家去，而是被放回了草原上。那天我和苏勒德里外配合，我引开你爸和生产队领导的注意，苏勒德就带着两匹马转来转去，最后趁人不注意，在草原上放出去。之后的两年也都是如此，我们总会多挑一两匹公马、一两匹母马，让它们自己到草原上去。蒙古人养马，三年五载就会把马群放回草原自由繁衍。虽说以前没在三河马身上用过，阿勒腾却始终觉得马群总留在圈里，久而久之，准会越养越弱，越养越少。

我问他：“这草原这么大，马放了出去，还怎么找得回来？那不就白养了吗？”

老头嘿嘿一笑：“这就是你们汉人娃娃才问的话。——天上的星星无数，地上的牛羊有数。你们知识分子，研究天上的星星，可是我们牧人哪，就懂得地上的五畜。你以为那马一跑，我们就猜不出它的去处了？”

我见他说得高兴，就接着问：“这怎么猜？”

老头儿又笑了起来：“你以为世上的学问都像你们上学似的，能说成话、写成书？这种道理，跟你说了，你也学不会，就在这草原上，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心眼看那么十年、二十年，你自然就懂啦。”

说是如此，最后还是给我讲了几句。马都恋群，放归了野外，也会找到大群的马一起生活，这样一来，去向在哪，很容易发现。而且它们也总会记得回自己家的路。假如在外面活不下去，就会自己回到马场来的。

我问：“那假如它们在外面自己活得很好，不想再回到咱们牧场来了呢？”

阿勒腾大笑一声，得意地说：“那就是你见识我们蒙古人本事的时候啦。要是真有那时候，就让你看看；我们叫来你的好安达纳木海，一根绳子，嘿，就把它给套回来！”

我听了，自然也笑；现在想想，真是惭愧。哪来的好兄弟啊，有了姑娘，还不是什么都忘了。

我本来还可以和你爸打马虎眼，我只是知情，并没有参与其中。但那一天跑出马场的，除了格力班，还有刚出生没多久的达雅波尔。达雅波尔不知为什么，那天一见格力班被放了出去，也钻出了圈门，非要跟着走不可。你爸之前还没留意到达雅波尔总不在马群中，这次看它和格力班一起跑回马圈，才全都明白；并且就此认定在其中放水的肯定是我。总而言之，那夜电闪雷鸣，雨倾如注，马圈里动静不停。第二天我去空场查看。达雅波尔早是大姑娘了；大概是知道肚子里要孕育新生命，又逢旱年，所以跑回这处老家来。它每天窝在草地上晒太阳；圈里其他的小母马反正都已有事可做。我最终也放弃了关心那只原来选中的小公马是否学会敦伦之事；只要来年每匹母马肚子里都能掉下驹子来，我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

在六月间，旗里的几个生产大队一起在赛镇和布镇之间临河的敖包举行了一次聚会。我之前从送草料的知青们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到了当天，还是忍不住早早带回了马，放好了草料，把马圈锁上，骑着马到了那座敖包下聚会的地方。

祭敖包本是蒙古族一年中的大事。后来因为封建迷信，破四旧给取缔了。但习惯没那么容易更改，何况古老习俗里自有劳动人民的智慧。现在改变了聚会的理由，上午忆苦思甜，下午文艺演出。你爸他们的乌兰牧骑自然在参会之列。

我一个人来到赛镇北端，看到人群聚集在敖包南面。我骑马太慢，盛会已经结束。群众们仍然在唱歌、起舞，知青们也参与其间。我在其中寻找你爸的身影。过了一会儿，在向西北回旗的方向，看到了你爸的马。

马上载的人是桑梓。你爸走在前面，托着缰绳，牵着乌日慢慢地向前走。他的身形还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腰杆挺得笔直，胸膛开敞，好像心里没有一件事不能展开给人看。头却低垂着。在夕阳下，成为一道长长的剪影。

我看了一会儿，调转马头，向南回到红湖去了。

那是我在之后的一年中最后一次见到你爸。当我再听到有关于他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在另一个电闪雷鸣、雨倾如注的深夜，小格日勒和另一个布镇的少年把我从毡房里喊了出来。他们满脸是雨水和泪水，求我去救人的命。

--- 11 吉祥

那次敖包聚会之后，我独自回到红湖，之后过了一年光景，你爸没有来看我，我没有问过你爸。马场上日子过得也很快，一天接着一天，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冬去春来，又一个夏天开始了。这一年的气候很难缠，春汛和夏汛都猛烈异常。春天黄河解冻的时候，西边不少地方都报了凌汛。在巴盟，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和兵团的五个知青，为了保卫包头市，在抢险的时候牺牲，被全区通报嘉奖追悼。

东边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在红湖，光是四五月就下了两次雹子。六月下了一次暴雨，也把我吓得够呛。我虽然从小在海边长大，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大雨。在平静的干净的天空上，风像聚集灰尘似的堆起了一块块、一层层云。然后雷电像鞭痕一样在那些云中间隐现，暴怒般的、惩罚般的雨，捶打在远方的土地上。

阿勒腾在那场暴雨之后来看望过我。好在有红湖，就算有涨出的水也只淹了一小半空场。阿勒腾老头一边拿着烟锅，一边踱步指点我，水退以后要如何更换木栏杆。

我这里明明没事，他的脸上却还是满面担忧。

怕就怕铁路出事。他一边叹着气，一边说。草原上牛能跑，羊能跑，房子和人，都能跑。只有路不能。苏旗是集宁到二连浩特铁路的正中间，从北到南，依次经过格镇、布镇、赛镇、桑镇。一旦哪一个地势稍低的地方铁路的路基被浸透甚至冲走，整条线都会中断。那时候为了抢通，估计又有不少苦头要吃。

到了七月，生产队的广播里又通知， 要小心暴雨。送草料的知青来时也告诉了我。那时我的蒙古包里也已经有了一台半导体。听到他们说，就调好了频率，能收听到盟里广播站的信号。那时候自治区的专家都在集中研究这次风暴气旋，预报精确到两天。我把谷仓反复修补几遍，提早把马锁回圈里。那一年达雅波尔总还想跑出圈去，可是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暴风和暴雨再赶回家里来。这几天它也躲回圈中，比专家的预报还准。到了傍晚，远远东边的天色果然泛起昏黄。阳光被大地和云层吞噬，世界黑暗下来。只有风声在毡房外呜呜地吹，像野兽在哭泣。我不敢熄灭灯，撩起帘子向外看，除了在黑暗中翻滚的湖水和摇晃的牧草，什么也看不见。

在油灯昏暗的光里，我渐渐陷入了半梦半醒的状态。理智告诉我，趁着现在雨还没落下来，我应该积攒一些睡眠，如果之后有什么紧急状况，我需要足够的体力去面对。可是我的心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悬着，像是在害怕什么，在等着什么。

我从朦朦胧胧的浅睡中惊醒时，灯还亮着，半导体也还在播放着沙沙的噪音。我裹了裹身上盖的袍子，左顾右盼，想找到究竟是什么唤醒了我。然后门上的拍打声就又响了起来。

“陈老师！陈老师！”人的声音混着风雨噼啪的响动，“陈同志！快帮帮我们哪！陈同志！”

我一听，好像有两个人，一个声音更熟悉些，似乎是小格日勒。这孩子心比天大，我从没听过他慌张成这个样子。我披上衣服起来开门，小格日勒和布镇的巴哈站在雨里，就跟从湖里捞上来的一般，已经完全给淋透了；风把水顶着他们的脸打，几乎连说话都张不开嘴，望向我都睁不开眼睛。

“陈同志，”他们脸上都是水，声音颤抖着，就像在哭泣一般，“铁路塌方了，纳木海也受伤了，我们的马累得快要动不了了，你快去救命吧！”

我听了这话，吓了一跳，只觉得眼前发花，双膝一软，后退着扶住了门框才能站稳。等我又能说出话，便立刻把他们让进来；没有捂住口鼻的风雨，说话就容易得多了。我缓了缓神，问他们：到底是哪里出了事故，塌了多长，纳木海怎么会在那儿？伤成什么样子？

那两人急忙解释道。原来塌方的地方就在布镇，靠近和赛镇相邻的界线，前后塌了半里长地，土壤遇水松动，石子冲走，铁轨就成了架在半空中的桥。你爸那天正好在诺尔吉玛奶奶家，就在铁轨东边，最靠近的一片草场。那天晚上他们一队九个队员就在诺尔吉玛家的毡房旁边搭了一个包住，本是害怕暴雨来了她的草场有急事，好帮忙。到了入夜，就传来路基冲毁的消息。

布镇人本就不多，这一带方圆五十里也只有四户人家，其中还多是诺尔吉玛这样的老人；能上阵干活儿的，男女加在一起，最多只有二十人。你爸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顶在最前面。二十个人要修几百米长的路，圆木、土石都要现找，还下着这么大的雨。更紧迫的是，那一年这条铁路每周三周六的清晨六点，都有一趟从集宁来的车通过这里。明天就是火车通过的日子。如果要通知集宁，只能用旗里的电台。可是自从暴雨下起来开始，旗里的电台频道就再也没有播报，只有沙沙的噪声。

小格日勒和巴哈是被杭拉和德丽找来帮忙的。到了铁道旁一看，就明白了靠他们二十几人，在明早六点之前肯定修不完这么长的塌方。可是纳木海还是带着乌兰牧骑的年轻人们，用身体扛着木桩，垫到轨道的底下。附近的牧民们把自家能干活儿的牲畜全赶来了。牛和马用板车把石子和木头接连不断地从镇上的仓里运来，镇上的仓库空了，再去旗里找。留在铁道边的只有三匹马，拉着沉重的木料石料，挥着鞭子都走不快了。他们都没了办法，只有纳木海还是什么都不说，从马车上拉下石头和木头，往铁道扛。他们说，他到这时和平常还是一样的神情。直到最后一次扛起木头，突然跪倒在泥地里。

他们不用看，也知道他准是受了伤。可是他就是不肯停下。无论谁来劝。只有乌兰牧骑队里那个新来的汉族姑娘悄悄拉住他们，让他们来试最后一个办法。桑梓对他们说：去红湖马场找陈中行，陈中行一定有办法。

我问：“你们去找了阿勒腾和苏勒德没有？”

两人摇摇头。

我说：“他们就住在西边，快去；他们爷孙俩都会赶马。格日勒，你认得他们家，对不对？”

格日勒点点头。

我说：“去旗里的同志估计等我们到了也快回来了。有会用电报机的吗？”

格日勒说：“是阿古拉和乌里吉，应该不会。”

我说：“巴日还是先带我到铁路那儿去。”

我心里总归惦记你爸。我拿了雨衣，让格日勒带去给阿勒腾老头子穿上，自己和巴日跑到马圈里把门打开。圈里现在有近三十匹母马，约一半刚配过种，还有一半下了马驹还没断奶。我先去把小马唤醒，给它们套上缰绳，拉出圈去，这才唤醒了它们的母亲。母马们纷纷从栏里跑出来，其中包括着回来躲雨的达雅波尔。我在心里向它们道歉：真对不起，可现在非这样做不可了。巴日明白了我要干什么，也套上一匹马驹；我们两乘马撵着小马往前走，这才能诱使母马跟着冒雨向前。平时半个钟头就能到的路，现在下雨，又有马驹，硬生生拖长了接近一倍时间。一路向西北，到了布镇南面，我们就从这儿渡过汇入红湖的季节河，往东就能看见敖包；渡过了河，就是铁道塌方的地方。这时雨已经没那么暴烈；雨水虽然仍密，风已经减小了很多，不像鞭子似的抽在人身上了。我看着河水的流速，心里放心了一些，这里河床高，所以水才会满溢，却给我们渡河提供了便利。小马只有背顶能露出水面，我赶着马驹在前，巴日带着母马在后，没多久，就看到铁路的路基由南到北延伸而去的黑影，在前方竟然有一个能看得见的缺口。雨声如震，回头也看不清去旗里求援的人来了没有。

再往前，看见有一盏小小的马灯挂在那里，被风吹得不断摇晃。好在风已经减小了。它一直亮着。

铁路旁边几百米远的地方比平时多了一顶帐子。是几个没法搬木石的老人、妇女搭起来的。赶马车拉木材和石子的在这卸下货物。诺尔吉玛和她儿媳吉尔格都在帐子里，奶奶烧水，递布给男人们擦擦脸上的水和汗，吉尔格婶子帮着从板车上卸东西。看到我来，奶奶张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伸开手，像是要拥抱我，又像是不知所措。

“陈！”她喊了我一声，“孩子！你怎么来啦？”

我来不及回答她，眼睛只顾着到处找你爸在什么地方。毡房的角落里铺了一条毛毡，好像还有人坐卧过的痕迹，可是人已经不见了。我心里一慌，刚要再出门去；就在这时，看见桑梓和他们乌兰牧骑的四胡手乌扬搀着一个人走进来。那只会是你爸。上身赤着，头低垂，他的肩上、身上，水滴不像是雨，而是尚在发热的汗。我仔细再看一眼，才发现他的后背的肌肉在发抖。桑梓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对他说：“队长，陈大哥来了，你快休息吧！”

你爸抬起头来，他看向我，我看向他，我们眼神一对，我就像溺水的人摸到河床，心里有了底。我侧身让他们把你爸放到那条毡子上，问桑梓：“去旗里的人回来没有？”

桑梓说：“阿古拉回来了，说大部队马上就到。旗里那边能来八十个人。”

我又看了你爸一眼，心想，大概若不是听了这话，他也不肯回到这儿来。我又看向桑梓问：“阿古拉他们去旗上看广播站没有？”

“确实坏了，”桑梓说，“旗里的书记、政委都在那儿领导人修呢。”

“额木图在不在？”我问。额木图是旗里的木匠，假如住在旗里的有人会修，那就是他了。

桑梓说：“在，但是也还没修好。”

我问：“桑梓，你会修电台不会？你们队里有谁会？”

桑梓说：“我中学的时候弄过，可以去试试！我们队里，除了队长，就是杭拉和巴图了。”

我说：“你们一起去，尽全力试一试，怎么也不能让火车瞎着跑到这儿来脱轨。”

桑梓点了点头：“好。”跑到门边，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们队长就拜托你了！”她对我欠了欠身，就出了门。

直到这时，我心里才突然硌了一下，就像坐火车的时候，车厢越过两节轨道时那样地一抖。我心说：我有一年没见过这两人了。也不知道他们如今怎么样。如果进展快，孩子都该有了……

不过那阵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因此这想法在我心里晃了一瞬，就不见了。我走到你爸跟前，他头埋在小臂上，后背光裸，趴着。我往他后腰一看，不用碰，都知道是发炎了。拿手一触，烫的；还没使劲，他就“嘶”地一声，用蒙古话小声地骂人。

我伸手在他后背上拍了一下。

我说：“别动。”

--- 12 四岁的海骝马

你爸当时又累又病，连人都不认了。一疼起来就犯小孩脾气，又扭又拧。我在他背上拍了一下，他才平复过来。我回头看向吉尔格，说道：“婶子，白酒有没有？还有纳木海那个帆布包，里面有火柴和针线的。”

吉尔格弯腰从他的衣服堆里把包拿出来，火柴自然是湿透了；绷带火边烤烤大概还能用；这夹板用在腰上肯定不够；但是银针还有一板。他包里长短银针有十支，别在毡子卷上。我把毡子打开，吉尔格回头问奶奶要酒。在草原上，跌打损伤，一般都用白酒消毒化瘀。诺尔吉玛给我们一瓶草原白。我嘴里含上一口，退开一点，把白酒喷成雾落在他后腰上。然后用手掌覆住肌肉，给他揉开。他伤患处不动已经作痛，被我一碰，整个背上的肌肉一下子纠紧。我感觉到他动，伸手按住他后颈。他听我的话，身上还发着抖，但是我的左手感觉到他慢慢控制着身体放松。他牙咬紧了，背和后腰却舒张下来。

我把他的衬衫拿来，送到他嘴边。他把棉布咬在嘴里，头还是深深埋下去。我说：“忍着点。”

他还是不说话，深深地呼吸。我不敢想他有多疼，狠着心按他的腰，一点一点加重力气。这是必须的，假如不把肌肉按开，一会儿就没法下针。我一直那么按着揉着，直到他的后颈上、头上，都出了一层汗。我感觉到他的后背终于放松了，从肌肉的腠理之间按到了经脉的位置，这时才发现不知何时，我自己的身上，也从雨水浸湿的衣衫里冒出一层热汗。我又给他擦了一层酒，然后在灯上燎了一次针。扎完了，拿毛巾稍微在灯旁边煨了煨，给他把汗擦干净。毡子还是干的，我扯出一半来给他盖在后颈。帐子里还是冷，但也只能这样了。我把油灯再往他身边尽量挪近一点。

“还疼不疼？”我蹲到他面前，问。

他头抬起一点，看着我。眼睛很红。

我说：“外面的事情有我。你不要动，过半小时让婶子来给你退针。我天亮就来看你，你尽量睡一会儿。行不行？”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然后又点了点头。

我不再多说什么，撩起帘子出去了。

这是天亮之前最黑暗的时候。好在雨已经比我从红湖出发时小多了。我一出帐子，就看见桑梓和和杭拉、巴图背对着我们，正在等着苏勒德和来帮忙的牧民把马牵过来。这时桑梓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看见她，心里突然又动了一下。而她显然也看见了我。

这时我才突然感觉到，桑梓已经完全和我心里对她的记忆不一样了。她的个子还是那么瘦削小巧，然而她的眼睛一盯住我，我就觉得她把我心里想的什么都看出来了。

突然地，她走过来一步，拉着我走到一边，背着马灯的光，抬头看向我，问：“我俩写信的事，你到底跟队长说清楚了吗？”

我听愣了。什么我俩写信的事？

我俩写信在现在还是个事？

说清楚什么？还有什么没说清楚？

桑梓见我瞠目结舌，一跺脚，接着一股脑儿给我陈说了一遍她那边所经历的事情。

她说，纳木海那时告诉她，我那个在上海的大学女同学嫁给了别人，他听说我犯失恋，想写一封信安慰我，但又不知道怎么写，让她先给我写一封信当示范，结果后来就接着要她不停回复我。她万分无奈，只得在写信时尽量注意三点：第一，淡化她个人的影子；第二，突出这是你爸的一片好心；第三，在不得罪我的同时尽可能体现出对这件事的冷淡。她视我如师如长，没有半分与我更加亲近的想法，并且猜想我也是这样；但论关系，身为你爸下属的她，想要说明，显然没有我——你爸十里八乡尽知的好兄弟——来得方便。大约一年前，你爸终于不再邀请她写信了，她以为这是我跟他说明了的缘故；可从那时起，他跟她独处时好像总有些别别扭扭的，好像哪里对不住她，令他不好意思；而且也有一年没见他上红湖看过我。她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这时问问我到底是怎么一回缘故。

我听她说完，愣得张口无言。过了好一会儿，才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理顺了。——原来是你爸这个傻犊子！

也不知他怎么想的，竟然觉得我跟桑梓有可能凑成一对儿！我的天哪，哪还有更离谱的事？我越想越觉得这简直异想天开，荒诞不经，不由得哑然失笑，嘴巴不知不觉咧到了耳根去，连雨水都飘了进来。桑梓看我这样，或许以为我傻了，瞪大眼睛，刚要再说什么，杭拉回过头朝她招呼一声：朝图格日勒已经把马牵来了。桑梓穿上雨披，怀里抱住工具箱，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跟着战友们上马走了。

我这才止住了笑，扭过头看了一眼帐子。里面油灯的光透出来，我心想，等一会儿回去帐里，非得好好笑话他一番不可。一边这样计划着，我转回头来，朝着马灯挂着的地方走去。

塌方的那段低洼，水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从旗里赶来帮忙的在几丈外堆了一座坝，马拉着舀出来的水连斗往外倾倒。东边，是知青的包里骑马赶来的青年，两个浩特又是二十几人。这些青年跳下板车，都向着我跑来。身后苏勒德和披着雨衣的阿勒腾老头儿已经到了，摸着最高的一匹母马，在它背上轻轻一鞭，整个马群都被带领着走回来。

“陈老师！”青年们在前面喊着我。

“辛苦大家，”我说，“今天就是咱们知青受考验的时候，电台没通，谁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停住火车，如果六点前修不通这条路，明天火车脱轨，国家的财产将受到巨大的损失！保护铁路是国家和人民给我们的信任和光荣！我们知青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苏旗的荣誉，不能丢在我们的手里！”

我站在马灯底下，看着青年们的脸，越说声音越大。不知为什么，自己的心脏也怦怦直跳起来。我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这样慷慨激昂、大公无私的口号。这些话是什么时候跑进我心里去的？我是从什么时候学会的这样讲话？

而青年们丝毫没看出我的迟疑。他们的眼睛在雨幕里发亮，手掌紧握成拳。我的话音刚落，就迫不及待地挥起拳头高喊：

“不能丢！”

“保护铁路！”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我点点头，然后开始交待工作。方建国带三个男的，跟着阿勒腾搬枕木，赵庆带三个人跟苏勒德拉石子。魏红旗和孙学军各带六个人铺枕木石头，从两边往中间会和。周何和我一起介平高度，在中间机动。

我们行动起来。不知劳动了多久，汗水从里面往外渗透了衣服，雨水又从外面渗进来。马灯变得越来越昏暗，雨滴似乎稀疏了。吉尔格的儿子忽然从帐子里跑了出来。

“广播来了！广播来了！”他高喊着，挥着手向我们跑来，“巴格西！空火车！空火车六点来！”

电台修通了，真是万幸！我回到帐子里，去听广播到底怎么说；大概这批物资还是很要紧，等不及过一天再发；但集宁可以先发出一列空车，假如我们抢险完成，就让空车先试验通过。假如试通安全，货车就正常前进；假如抢险没有完成，就原地等待，直到抢通为止。

得知通信恢复，在场的百余人精神都大为振奋。雨势也已经减小了许多。东边满溢过来的水不那么凶猛了，我们的工作推进就加快了很多。天穹的颜色微微有点不再那么暗的时候，四百米塌方的路基终于从两边填补到了一起。我和考取过地质大学的周何从两边分别对向走了一遍，检查无误，这才松了一口气。青年们累得躺在地上；虽然草地上坑坑洼洼，土壤全成了泥，但雨几乎已经停了。我正要回帐子去；这时却看到诺尔吉玛奶奶，她跪在帐子前，双膝都没在泥泞里，正抱着一匹白身黑蹄的马，正在嚎啕大哭。

那匹马跪在地上，昂着头，嘴张着，却发不出声音。我稍走近一点，就认出了那是乌兰牧骑的马。它的左臀上打了烙印，是蒙语“乌兰牧骑”字样；可是不止于此；我看着它的样子认出了它。这匹马那么高，即便是跪在地上，抬起头来都有诺尔吉玛半个人高；站起来的时候就像一座小山一样。白身黑蹄，是蒙古人喜欢的颜色；这是马场的三河马和牧人家自己养的蒙古马结合的后代。三年前我刚来到红湖接替阿勒腾的时候，就是那时乌兰牧骑的好来宝歌手把这一匹马挑走的。他们说，这种毛色，蒙古人会称它们作海骝马。

诺尔吉玛在哭，乌扬也在抽泣着抹眼泪。马的口齿中吐出掺着血丝的白沫，这几乎是无可救药的表征。我好像被什么牵着似的向它走近，一直到它的疲惫的、痛苦的心跳，穿过山石似的肌肉，传到我的手掌上。

——四岁的海骝马，轻轻一声呼哨就向前奔去。我的脑海里不知为何就一直回响起这句歌。在蒙古人中，马的一生都伴随有赞颂的歌谣。孕育、出生、出战，将死之时自然也要有歌。一时之间，我分不出那是奶奶的歌声、是乌扬的歌声，还是我的歌声。

四岁的海骝马，轻轻一声呼哨，就向前奔去。我的眼前仿佛也看见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奔向它的死亡。这不会是今夜一夜的辛劳。一天一夜的损耗酿造不了死。一定是在每一天，每一晚，在所有被人需要的时候，只要人们一声呼哨，它就会勤恳地、驯顺地向前奔去，骄傲地，幸福地，奔向一个美好的明天，奔向它高尚而荣耀的死亡。

“肾上腺素呢？——强心针呢？”我说；我听见自己说。“快救救它，”我对着诺尔吉玛，对着乌扬，对着能听见的任何人、不知是谁，“快救救它啊！”

一个人拦住了我；我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意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在帐子门口。据后来别人告诉我的话说，我当时抱着那匹将死的马，哭得就像是抱着自己的至亲兄弟。

--- 13 将嘎

东方的天空开始发亮了。地平线上的色彩越来越绚烂。滚热的，鲜艳的，像血与火一般的红，从草原的地底燃烧，生长，渲染上了天空。我估算着时间，不知南方的火车多久会来。那片天幕就像一座即将开始演出的剧场。铁路的旁边大概是这幕戏剧最近的坐席，所以恢复了一点气力的青年们都等待在那里，要在戏剧上演的第一刻发出自己的欢呼和掌声来。而我们所在的地方离得太远了。青年们的样子在这里只能投射成一个个小小的黑色剪影，更不要说他们的声音。在这里，青年们的叫喊欢呼听不见。牧民们为牺牲的马匹安魂的歌声也听不见。这天地之间，好像就只有这个地方最为安静。整个草原的沉默，在那一天的黎明时分，都沉聚在了我们身旁，那么温柔，无边无涯地包裹着我们。

我坐在帐子的门口，面对着东边。你爸休息的地方就在我身后，没有几步远。我在那儿独自坐着，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醒来了。我背对着他，也不知道他醒了多久，才发觉他在看着我。

帐子里油灯还微弱地亮着。是和霞光不一样的另一种暖意。你爸仰卧在毛毡上，身上穿着煨干了的白衬衣，扣子敞着没扣起来。他在那儿看着我，叠着双腿，用手肘在身后半撑着身体。见我回了头，他脸上有点似笑非笑地，双眼看着我，问我：“陈老师？想什么呢？”

我见他这样，知道他其实是念我治他腰伤、又接替他修路的好处；又不好直对我说谢字，因此只得没话找话罢了。我也懒得跟他多说什么，扭回头，把脊梁冲着他：“哥哥想心上人呢。”

你爸过了片刻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又在我背后问：“你那个大学女同学？”

“你别管，”我故意没好气地答，“反正不是你。”

其实那一刻我骗了他，因为那时我不仅没有在想心上人，而且确实就是在想他。但是这个想不是想念的想。而是我由你爸这个人想起了一些许久以来一直萦绕在我心上的念头。

你爸这个人，套得回马，接得下羔，无论什么物件，只要拆过一遍就能修好，无论什么活计，只要看过一遍就能学会。站起身来能唱，有人出声能和，跳男人的舞像鹰，跳女人的舞像鹿，给他一把马头琴，他能把木头和马尾弦拉奏出凤凰啼叫。在他跳舞的时候，他的手臂和腰肢好像那么柔软，可是在他干活儿的时候，他的骨头又是那么硬。当他骑马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哪怕只是闲坐在哪里，什么正事也不做，他的腰杆都永远是挺得直直的，像钢笔，像铁路，像乌兰牧骑的旗杆那样直。我刚到草原来的时候听人说，马就算入睡，也仍要四条腿站立。起初我不信，疑心是牧民兄弟诳着我玩，直到亲眼看见，才信了。在我亲眼看见之前，我相信过世界上会有像你爸身上那条一样的一根脊骨吗？

我望着托满雨水的，即将要被朝阳照亮的草地，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油灯下的夜里，给你爸下针时的情形。在他红肿发烫的肌肉之下，是一条摸得出节节起伏的脊骨。我想起史书上所载的故事，这样的一根骨头，就算埋进土地里，都会有帝王花费万金来求，只为修起一座高台，让这根脊骨在祭台上夜夜发出光亮。可是现在，它就像是一根木头、一方石头一样，在暴雨的夜被劈砍，摧折，被随随便便地丢置在一个角落里。它只能如此，不得不如此，只因为有一条铁路要穿过布镇、苏旗，到二连浩特去，而明天早上有一列火车要从集宁经过这里。

这究竟是值得的吗？一匹好马应得的死亡，是成为帝王的高台上一个闪闪发亮的名字，还是埋在旷野的一条铁路底下，做一段无人知晓的路基？——这个念头来得没头没尾，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它在我的脑子里回响，在我心里冲撞，在我胸膛里砰砰直跳，我舌头顶着上膛，不能不想要把它说给谁。可是我想不出这话能说给谁。写成信，寄给志国和方圆吗？——不，不是志国和方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能感到，这些话我并不想要对他们说。

“陈老师，”你爸隔着帐子掀开的帐门，仍是那么看着我，在我背后又问了一遍，“想什么呢？”

“队长同志，”我看着天边一半银白，一半被染上了鲜红的云，忽然间不知怎地，从心脏里跳出了一句话来，“——你说世上为什么要有路？”

你爸看着我，笑了起来。他一听我说的话变得没头没脑、玄了巴乎，就知道我这是又犯起了知识分子那些感春悲秋、酸文假醋的毛病。在平时，他应不应我还要看看心情。可今天他欠我半条性命，和一个天大人情；看着我这张奇奇怪怪的脸，只怕也可爱起来。于是他只是微微笑着，抬了抬头，随口回答我：“路啊——这世上劳动人民想去的地方，那就有路。”

“只有人劳动吗？”我说，“牛劳不劳动？马劳不劳动？羊劳不劳动？它们也有路吗？”

“牛要翻地，马要驮人，羊要跟着牧民转场，人去哪里，它们就跟着去哪里；人的路当然就是它们的路。”

“那野牛、野马、黄羊呢？老阿勒腾说，蒙古马三五年就要放野；黄羊自己翻山越岭，谁也拦不住它们。还有天上的鹰，飞来飞去，它们也有路吗？”

“马要成群结伙，去找有草吃的地方，头马要记着哪儿有水，哪儿有草，哪儿有狼，还要保护母马和孩子们。你们以为它们就活得很轻松吗？黄羊有黄羊的路，鹰有鹰的路。这些路藏在天上、草原上，我们人类看不见罢了。也有能看得见的，好猎手、好马倌，他们就看得见，所以才能把黄羊、野马捉回来，为我们利用。”

“照你这么说，世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劳动的了？”

“当然也有，”你爸说着，神情忽然间严肃了几分。“旧社会的王爷、皇帝，他们剥削别人的血汗，吃着别人劳动挣来的果实，自己却什么也不做。牧民养大的羊、套回来的马，他们享用；自己不走路，要仆人给他们抬轿子。现在我们公社的羊和马，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修的铁路，上面跑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火车，运的是劳动人民的东西。”他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现在，我们能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铁路，去战斗，去流汗，去牺牲，难道会不觉得光荣吗？”

我看着他的神色，愣了片刻。红霞已经铺上半个天了。东边的浮云就像缓慢的河水似的向我们飘来。我望着红色的云霞，出了一会儿神；然后，突然问道：“队长同志，你说，那天上的云，也有路吗？”

你爸过了一会儿，也没说话。我转过头去看他，原来他也在看云。

“——我小的时候，跟着家里人去放羊，也喜欢盯着云看。”他望着天上，慢慢地说，“后来自己放羊去，就唱歌给云听。可是那些云总是偷偷地飘走，不管我怎么唱，都不会留下来。后来去了学校，老师告诉我们，在我们中国，夏天云从大海上把水带到草原，下雨，变成海子、河，长出能养活牛羊的草。秋天，再从我们草原，回到大海上。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云是有路的。”

他看着我，说，“我一开始还不信，后来，我发现那些在我放羊的时候，被风吹着飘走的云，到了明年，真的会飘回来的。我才相信了，云真的有云的路。”

我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之前的话倒还有些认真，这条道理准是编出来骗我的。“你别诳我！”我说，“天上的云一会儿一个模样，更别说飘走还过了一年。你怎么知道飘回来的就是你见过的那一朵云啊？”

他看着我，笑了一笑。

他说：“我就是知道。”

那一年我二十九岁。距离从上海来到草原，已经过去七年了。当我从火车上下来，第一次踏上苏旗土地的时刻，也是一个太阳将要升起的清晨。那时我二十二岁，想一想吧，二十二岁是个什么样子！我的脑子里总是装满了好多荒诞不经、没有用处的事情。我想哭，想笑，想冒险，想从西到东走遍这整片草原，想看一看大地上所有的眼睛，还想要自由。我想成为一个游侠、一个骑士，想要在这壮阔又狭小的世界上找到什么东西、战胜什么东西，并在最后，为了一样值得的东西而死。辽阔的，沉默的，温柔的草原，它那样宽容地接纳了我。慷慨的朝阳照耀在我身上，我那时甚至还不明白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就已经先确定了一件事：我将会在这片草原上度过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人到底应该为什么而死？这个问题，我直到七年之后的这时，也还是没有答案。可是，又一轮太阳即将升起了。它是那样忠诚，那样守信，亘古不变地照耀着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所接纳的所有人。我望着它即将跃出地平线的光芒，忽然间感到，有一双眼睛，仍然在我身后看着我。

于是我回过头去。

我看到你爸的眼睛，里面有初升的太阳。

四 致我们的女儿



--- 14 巴然和日

在布镇和赛镇交界的地方，从铁路往东大约三十里地，有一座敖包。敖包大概二三十米高，放在城市里或是多山的南方，或许不算什么；但在一马平川的草原，那是周围几十里一眼就不会错过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样的约会，只要说，“在敖包的某某方位见”，彼此就都能明白是什么地方。

诺尔吉玛家放牧的那片草地，就在赛镇最北边，最靠近布镇的地方，东西走向，她自己住的蒙古包在那块草地的中间，向东向西，距离敖包和铁路都有四五里。再往北边，就是布镇，那就是你长大的地方。你爸家的草场在敖包向北二十几里处，南北长七里，东西宽二里。他在乌兰牧骑工作时，那片草场就是他的姐姐、姐夫一家在使用和照顾。家里人给他的计划是假如将来不到镇上、旗里工作，那一片草场就留给他安家。在你家的草地上，骑着马，一路走到最南边。如果是天气好的日子，太阳升起来之后，骑在马上，应该就能看到那座敖包。在夏天，一条小河会从敖包的西面往南流去。过约摸五十里，拐一个弯，往东汇入红湖。因为这条河的缘故，敖包在夏天时，从远处看，总是烟雾萦绕。许多白色的水鸟也会在山丘上停驻、盘旋。我记得敖包的西北边有两棵老杨树。但也不知道从你的家能看得见不能。

一九七三年秋天，我从红湖搬回一队，就住在诺尔吉玛家所在的那片草场上。诺尔吉玛家里只有她一个人；那两年偶尔有女儿、儿媳来帮忙，但她女婿住在旗里，大儿子搬到了图镇，小儿子更远，退伍之后留在了二连浩特。晚辈来了以后，总是住不了半年，就要被她劝说回去。

诺尔吉玛是个不会认输的人，六十多岁了也不肯服老，仍是一个人守在嫁来苏旗的时候丈夫家的这块草地。我最初来苏旗插队的时候，就先分配在诺尔吉玛家住了四个月。奶奶对我很好，后来我搬出去跟其他一队的知青一起居住，她也还时常来看我；在我从红湖回来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提出要在自家的草地上划出一块来，让我居住。本来我是年轻男人，应该认领靠近铁路的，较为麻烦的地，因为牲畜有时候会跑到铁路边上去；可是诺尔吉玛坚持要我住在靠近敖包的那一块地。在她的心中，我大概还是七年以前那个文弱、笨拙、什么都不会的城里小孩。我亲爱的诺尔吉玛呀！那时，她家放牧的草场上，除了我，总还有许多临近人家的青年过来拜访她。农闲的时候陪她说话唱歌，农忙的时候帮忙做活，还有时候一些冷僻的疑难杂症，别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料理，也会来请教她。上门来的人里，本地蒙古牧民家的姑娘小伙不少，知青也有许多，乌兰牧骑更是不用提。在我们所有这些青年里，诺尔吉玛最疼的是我，其后就是你爸。虽说全苏旗没有人不喜欢你爸，但诺尔吉玛和他的关系更紧密些：她是你爸的舅舅的岳母，也就是他表弟表妹的姥姥，外祖父母的亲家。你爸的舅舅是旗里的木匠，为人和善，刚开始搞运动的时候，他和爱人搬回岳母家住过几年。因此你爸去找他的时候，总是诺尔吉玛照顾他，给他缝补衣服，在他的碗里盛上满得冒尖的食物，在油灯下看着他读书写字。十几年以后当我来到她的蒙古包里，她大约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照顾我的。在她的心里，我们或许都是她的儿孙，就像草原上的生命都是这片土地的孩子一般。后来你爸在红湖认识了我，和我成了好朋友，她就更加把我看得亲切可爱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苏旗布镇赛镇的牧民和知青抢通铁路的事迹在全盟嘉奖，因为紧接国庆，区里还派了干部来了解典型个人，要作为盟里的代表到呼市去参加表彰大会。无论谁来讲述事情经过，从红湖赶了马匹来增援的这个转折点都回避不开。九月刚到，生产队的大队长就十万火急地把我从红湖召回一队，另换了一个人——后来据说是跟他是沾点亲戚——去担任红湖马场的管理者。不仅如此，我一走，他们还立马拨人去把马厩边那半座塌了十几年的土坯瓦房给修好了。

没想到我在红湖待了四年，中间不少人给我说情，最后竟是这样回来的。当时亲历或是听说了抢险事情的知青和牧民们，有许多都为我不平；但我倒没觉得有什么。放马为难不了我，嘉奖于我也没什么特别的诱惑；让我再回生产队放羊，那正是我之前求之而不得的事，现在心愿得偿，更是没有不高兴的理由。于是我收拾了东西，坐着小格日勒和苏勒德来接我的板车，晃晃荡荡地来到了敖包下面，诺尔吉玛的家里。

我在诺尔吉玛家那片草地上分放一百二十只羊；我的蒙古包，就搭在敖包西边不到一里的地方。蒙古人敬奉敖包如神，轻易不会在这里靠近停留。因此每年除了敖包祭的时节，我住的地方也总是悄无人息，在敖包脚下，好像整个世界都空了，变得很小很小，就在这片安安静静的天空底下。白天，我被羊们带着，在草原上东跑西颠地，数羊；晚上，我就掀开毡房的门帘，抬头看着夜空，数星星。

你爸从那天雨停之后，回家让他姐姐和外甥看着休息了几天，后来行动走卧就跟以前没什么分别。我在赛镇北边敖包下住着的那几年，每年五六月敖包祭拜的时候，你爸都是最先一个到诺尔吉玛家来的。诺尔吉玛家离敖包最近，又受人喜欢，聚会前后总有很多客人。奶奶见不得客人空着手走，总要做出能把每个人肚子吃撑还要多的东西。提前几天，就要开始做奶豆腐、奶皮子，头一天晚上还要揉面做包子，总而言之，有的是要帮忙的事。你爸开始是天蒙蒙亮就来，后来直接头天傍晚就来了。我远远看见北边过来一个人影，便知道是你爸来了。等他靠近，在马桩子上栓了马，我就挑开门帘，高声通报道：“纳木海！还不快来拜见苏尼特第一名的大美人！”

诺尔吉玛在毡房里听了大惊。“啊？什么？哪有什么大美人？”

我站在门口，继续拿腔拿调地说：“这还有谁不知道？当然是苏尼特旗赛罕牧仁镇的诺尔吉玛了！”

奶奶捂着脸直摆手，人笑得直不起腰来；你爸一溜烟跑过来，抬腿就要踢我屁股：“你怎么把油嘴滑舌的话都给说完啦！”

我赶忙往门外逃窜，直到她把你爸推进毡房，在门口大声叫我回来。

人们聚在一起，总要唱歌。牧民们来给诺尔吉玛敬酒的时候，歌声就像酒杯一样飞来飘去；青年们起劲斗嘴的时候，也总是要用歌声来决胜负。哪怕是围在一起，只是闲聊天，大家也都会不自觉地互相交换起自己心爱的歌曲。去红湖之前，青年们集会要赛歌的时候，我就常常被推出来当代表。我的嗓子不错，记性也好，只要是配有汉语词的歌，听上一遍我就能抢过来唱。因此很快，到了比赛的时候，无论我被分到哪一队，对面都会要求我不能出战。久而久之，我坐冷板凳的时候常常拿出我的笔记本和钢笔，把不熟悉的歌用简谱记录下来。后来，在我回到了赛镇的草场后，牧民们也发现了我这个习惯，于是大家再聚在一起时，就有人提出：陈老师识文断字，又会记乐谱，我们应当把各自会的小曲都唱给陈老师听，让他收集起来，书总是了不得的东西，万一将来能编进书里，那就可以让全国人民都听到苏尼特旗的歌了。

所以，那几年无论是祭敖包、过小年、过新年，还是农忙农闲的时候人们聚在一起，只要看见了我，都会轮番到我身边来，用或好或坏的汉话教我他们所会的最鲜为人知的曲调。如果歌词的含义解释不清，就往往需要拉过你爸来当翻译。我记录下的歌里，有欢乐的，有悲伤的，有年轻的情人思念彼此，有父母、兄姊思念幼小的孩子，也有远走的孩子思念家中的父母。有歌唱英雄的事迹，也有悼念英雄的死。这些数不胜数的歌曲，就像草原的天上瞬息万变的云，像草原的地上交错难辨的、黄羊和野马踩出来的小路；有时候两首歌顶着一样的名字，曲调却并不一样，有时候同一个曲调的歌词却彼此不同，还有时候，一些看似不一样的旋律和歌词，经过变调变速，又彼此呼应着，汇合到了一起。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我时常感觉像是回到了刚刚来到草原那时的茫然和新鲜：曾经在学校钻研的用眼睛去阅读世界的知识和技巧都作废，要用别的感官，用耳朵去听风吹草动的声音，用鼻子去闻泥土里水分的气味，用皮肤感知风雨和隐隐的雷震，用心去记住一首歌。在这样的工作里，我好像只是坐在敖包下的毡房，又好像漂游在天空上，想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这样的日子，我流水一般地又过了三年。

--- 15 山顶

在这三年里，唯一会来我的蒙古包里当客人的，就是你爸。你爸本来就常来诺尔吉玛家，那几年更是频繁，至少一个月一次，就有演出的时候，也会绕路过来看看。如果天晚，奶奶就会让他再留宿一夜。你爸要是推脱，说太打扰老人了，诺尔吉玛就会忙不迭地推出我来，说：让陈的蒙古包你去睡吧！你们不是好兄弟么？正好可以说说心里话呀！快去吧！快去！

我们俩都不用彼此看上一眼，就一齐连声接受了奶奶的安排，倒退着走出毡房。顶着星光，我们一起骑着马往东边去，上弦月的时候，还能看到月亮在我们前方从敖包上升起。我们经过羊圈，经过牧羊犬青格尔特，经过三头牛、诺尔吉玛放的二百只羊和我放的一百二十只羊，经过静静无人的草地，最后在敖包前，我的蒙古包外停下来。我的蒙古包门外有一棵被雷劈过半死的树，正好可以用来拴马。我钻进毡房里，点亮油灯，你爸紧随其后。我在毡毯上坐着，看着你爸微微弓腰进入毡房的样子，突然想起了什么，忍不住扑哧笑起来。

你爸抬头，也不怎么，耳朵尖又红了。问：“你笑什么？”

我一边点燃了火盆给他烧热水，一边看着他在我面前坐下。

“我想起我以前看的书来了。”

你爸问：“看什么书？”

我正对着他，跪在他身前，把他外套和衬衫的扣子解开。

“书上说，以前你们蒙古人的大汗、王爷，管辖一个城池，就在一个城池里娶一个贵族女子。”我边给他拧了毛巾放到他后颈上，便说，“所以不管国土再大，要去的地方再多，无论在哪儿停下脚来，只要驻足的地方，都有个家、有个妻子伺候他。”

我说到这儿，故意乖巧贤惠地跪好在那儿，十分对号入座地抬头看着他。你爸听完，瞪大了眼睛，整个人呆住了。作这种比方，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他脸颊发红，往后缩了缩，脑子似乎正在努力地想要判明我刚才的这段话犯的是封的错误，资的错误，还是修的错误。这三种错法并驾齐驱，不分伯仲，他怎么也思考不出结果来，只得磕磕绊绊地蹦字：“你，哎呀，你你，你怎么能这样说哪……”

我见他果然中了我的圈套，心里乐不可支，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我说什么了？我说的是历史书呀。啊！难道你觉得我在说你？天哪，太冤枉了！首先你不是帝国主义反动政治家，我们也不是封建主义一夫多妻制度下的旧家庭关系，我们明明是纯洁的革命友谊，你怎么会从这段历史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呢？难道说——”

我本想说，难道说你心里竟然把我当做你妻子，结果他突然狠狠捂住了我的嘴，抓着我的衣襟，差点把我仰面压到毡毯上去。

“我可没走到哪儿都有个家、都有人伺候我。”他紧紧按着我的脸，一双眼睛盯着我，凶巴巴地说。

看他的样子确实是生气了，我只得跟他好好深化了几回友谊，来修复我们濒临破裂的关系。那时天上的星星繁密得就像清早草原上的露水。风呼呼地从上空掠过。天地之间就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

有一回早上我们正在洗漱，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马蹄的声音。我俩都好奇不知是谁，远方身影近了，才看到来者是布镇的一个小孩。你爸扔给他一块酪干，那小孩从马上下来，冲我们欠了欠身，说：他家的羊今年下羔子早，有好几只母羊都是头一胎，恐怕事情会格外多，想问问我们能不能去帮帮忙。

你爸当然不会拒绝。那小孩却笑着看向我，问：“我额吉要陈老师来！”

没想到我竟成农忙的时候受人邀请的红人了，你爸一吃惊，又是好笑，又是奇怪，问那小孩：“你额吉要陈老师去做什么？他什么时候会接小羊了？”他说完，转过头来看着我，微笑起来，“他是会剪脐带、会绊羊脚、还是会掏羊羔？我怎么不知道，嗯？”

小孩咯咯一笑，说：“额吉说，陈老师命好，有福气，有他在，羊一定都不会有事的！”

你爸听了，哈哈大笑，拍了拍我的肩：“听见没有？陈同志，羊喜欢你。”

请人来帮忙干活的，自家一定会准备不少好吃的东西，晚上还会有酒；人家邀请我去，多半是为了找个托辞让我祭一祭五脏庙罢了，因为我确实不会接生小羊。在马场的生活没怎么提高我照顾羊类母子的能力，我就像七年前一样，只有追在后面到处乱跑的份。而你爸甚至不用下马，只要拿套马杆的杆头碰一碰冒失的羊母亲的脑袋，它们就会自动停下来哺喂它们的孩子。最后，人们只好把我安排到羊圈旁边去喂那些被母亲丢下、或是因为难产成为了孤儿的小羊。

这个工作很适合我。我只要坐在那里，用稻草把羊羔身上湿漉漉的羊水和血丝擦干，让它们保持体温，然后用小盆把富余的牛奶小心地喂给它们。我喂好一只又一只小羊，直到主人和帮手们赶着羊回到圈里来，你爸看到我被小羊拱得满头满脸脏，噗嗤一声笑了。那小孩的阿爸笑着说：“陈老师就是有福，小羊们见了你，都不害怕！”

你爸立刻不服气地嗤了一声：“羊羔子知道怕什么？你换一头牛走到它面前，它都不会怕！”

小孩被逗得咯咯大笑起来。那孩子的额吉也笑了，摸着儿子的头顶，看了看我，也小声笑着说：“陈老师抱着羔子这样子，一身草茬子，毛茸茸的，真像一只大羊。”

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你爸走到我身边，垂低了手把我头上脸上沾上的稻草拣下。

“他可不像羊。”他一边拣，一边小声地说。我问：“那我像什么？”

你爸冲我眨了眨眼睛。“像马，”他微微笑起来，一侧脸颊上露出一个小涡；低着眼睫，看着我，“野马。”

在这三年里，赛镇中又发生了两件跟我们有些关联的事。第一，是红湖马场在我离开后两年就又关闭了。这倒不是那个新上任的生产队领导亲戚出了什么大差错，而是旗里的统一命令，要抽调马匹去支援自治区西部的兵团。红湖的五十匹马本就是军马出身，回到兵团，是理所应当的。只是那从三十年代就砌成的马圈和谷仓、湖边被我们修修补补多次的木栏杆、残破了十几年刚刚才修好的泥瓦房，就将再一次荒置，令人感到有些可惜。

第二，就是我们的小妹妹桑梓谈上了恋爱。听你爸说，是年底盟里开表彰大会的时候，四子王旗的乌兰牧骑派去的一名新代表。那人名叫包玉松，本是包头人，城里出身，插队时被举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学校里拉的是大提琴，毕业之后志愿来草原上的乌兰牧骑工作。听你爸说，这小伙子虽然面容清秀，又有文化，但是做起工作来一点不端架子，说话柔声细语，很有耐心，非常得群众的欢迎。两人眉目传情，一见如故，几天就决定发展恋爱关系。桑梓才华优秀，人又苗条漂亮，难免招惹点流言蜚语，之前和你爸走得近，还有递信的事，有些人就捕风捉影地编造一些罗曼史。桑梓和那青年挑明：递信确有其事，但其中没有一点谈情说爱的内容，她心里也没这想法；证据只有她手中这半回信，假如一定要出示，她也可以出示；只不过流言出在别人嘴里，她也没法一张一张去封上，假如他确实在乎，那么就现在干脆退出，免得日后两难。结果对方当即声明：既然希望恋爱，自然相信她的品行，她既然说了实情如此，他永远百分之百相信。这下皆大欢喜，桑梓回来打了恋爱报告，两人开始鸿雁传书。只要没有演出任务的日子，桑梓每天都要去镇邮电所看上两眼，她去信勤，小伙子回信更勤，有时她的回信刚寄出，对象又寄了一封信就已经到了。我偷偷寒碜你爸：这才是搞对象的人写信该有的样子呢！你爸看了看我，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苏旗里想要给我和你爸介绍对象的人也不少。诺尔吉玛就曾经试图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姑娘；最后还是你爸来给我解围。“陈是个一心一意的好男子，他大学的女同学虽然不爱他，他也不能强要自己把她忘了。他要是爱谁，就是爱上天宫的仙女，也只能是他自己高兴才行。”

至于你爸，拿着旗里给开的工资粮票，数不完的姑娘想嫁他，数不完的大妈想招他做姑爷，他仍是排除万难地光棍到了三十来岁。有愿意给他介绍对象的、或者自己做他对象的，都被他以工作为理由，给回绝了。乌兰牧骑东奔西跑，有多少时间照顾自己的亲人呢？他把苏旗的牧民当做亲人，苏旗每一户认识他的人，也无不把他当做亲人。他这个人，从小主意正，表面上再温和，实际只要他决定的事，谁也别想拗着他来。到最后也没有人敢管他。我们就这样，一直到了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随着广播站里传来的一声消息，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改变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也从这里开始，一点一滴，也无法逆转地改变了。

--- 16 马头琴之歌

一九七六年，我除了住在诺尔吉玛的草场上，帮着他们做做农活之外，在星期天以外的每天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都要去镇上的小学教课。查干达来，木匠额木图的小儿子，也就是诺尔吉玛的外孙、你爸的表弟，头一年满了十六岁，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年纪了，从旗里搬回诺尔吉玛家帮忙。查干在他外祖母的蒙古包旁边相邻着搭建了另一座小毡房，祖孙俩客客气气地并没有赶我。但我也不能白吃生产队的饭。其他牧民同志好心地提出，让我去担任镇小学的老师。那时高考还没有恢复，牧区上中学的孩子也很少，但把子女送去小学，学点文化，认识几个字，还是为人所共识的必须之事。

那年秋天之后，起先，我和你爸并没有感觉到多大的变化。小学的运转，在我们那里几乎已经如常，就和现在一样。孩子多，老师少，这在农村是几乎所有时代都一样的情形。我一个人对着几十个各年级的孩子，教完小的教大的，教完算术教语文，休息时间还要看着他们运动玩耍，就和放羊也没什么差别。

然后，最先感觉到事情不一样了的，是你爸。

虽然他还是常常来到诺尔吉玛家，来看奶奶和我，但是，好像每次坐下来时，都比上一次看起来心事更重，说话也越来越少。我感觉到了他好像有什么堵在心里，奶奶当然也感觉到了。可是他不愿意说，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敢去问。我只能像以前一样带他回到敖包下我的毡房，和他深化友谊，只希望能这样令他感到轻松一点。毕竟，我们也没什么别的事好干。

在深化完友谊以后，我时常掀开帐门，抽一支烟。你爸从来不抽，为了防止牧民们给他送礼；可是在那时，他会朝我伸手，从我的烟盒中拿一支出来，点燃了抽。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明明一开始就是白云飘，”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忽然皱着眉头，蹦出这么一句话，“十年前他们要改成‘红云飘’，现在又说不唱红云了，又要唱白云。到底是什么？那天上的云，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直到后来大会的听众从你爸那样的干部们，扩展到了所有的公职人员，扩展到了所有的知识青年，最后扩展到了每一个牧民，每一棵草，每一只羊，震荡的波才一浪又一浪地作用到我们的身上。

最高领袖死了，四人帮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伤痕永远都愈合不了，有那么多的审判因为谁也说不出来的缘故无法举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天上的云，究竟是红还是白？

这个世界上，难道真有什么人可以决定云的模样吗？

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事逐渐在远近镇、旗里发展得沸沸扬扬。起先是刚刚下乡没几年、年纪也小的新知青。他们还没有在这里扎下根，对家人的依恋和思念疯狂地爆发。只要传说有一个青年得到了回城批准，整个大队里的青年们都会骚动起来。后来，这一批青年越来越多地解决了工作和户口问题，回到原籍去，有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被拖延了半年、一年还解决不了回城问题的知青，绝望得发了狂，竟然去绝食、卧轨抗议，还有的年轻孩子，不知道害怕，三两成群地从生产队出走，往东、往南步行想要逃回内地去。

赛镇的新知青只有一小半，老知青大多都和本地的牧民结合，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像桑梓这样，不仅在本地有了恋人，还有了工作，几个兄弟又都在内蒙落户，这时就算是让她回去，她也不愿走。可是，也还有几个人，宁肯抛妻弃子、闹离婚，也要回城。你爸在苏旗到处奔波，整天耳边听到的也都是这样的故事。不知是不是受了这些事的影响，他再来见我时，不仅愁眉紧锁，唉声叹气，而且一回急过一回地，要我也想办法办理回城的事。

我感到他简直莫名其妙。“我不打算回城。”我对他说，“你让我回到哪里去？上海吗？我在上海还有什么亲人？还有什么朋友？——还是回青岛？我老爹老娘可没有米面养我，我三十四岁的人了，好不容易在这里安下身，自食其力，还有朋友、有兄弟，怎么，难道你要赶我走吗？”

他说不过我，就不搭我的腔，只是撇着嘴角，锁着眉头，抱准了他的一个主意死不放松。我疲他扰，我退他进，我苦不堪言，他百折不回。

“你应该回去。”他万变不离其宗地说，“回上海，回青岛，都行，到大城市去，到别的知识分子中间去。你只有回到那儿去才能做更多的事，只有回到那儿去才是你。”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很生气，对他诘问，“我留在草原就不是我了？难道你就知道我该往哪儿走、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吗？”

他看着我，说：“我就是知道。”

就像当年说到天上的云，他也会说，“我就是知道”。最后我实在没法，关起门来不理他，直到他不提这事为止。我俩足有一两个月没说话，他这才服软了。

一九七八年初，赛镇三队的一个老知青跑到了旗政府躺下不走，非要解决回城的问题不可。他老婆手里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眼泪汪汪地跟来，小孩哭，大人也跟着哭，场面别提多么可怜。那青年我也认识，这年才二十六。六九年到苏旗的时候是整辆火车上最小的，还要过几天才十五岁。我心里不忍，要和稀泥，最好是能让他们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又不离开赛镇，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教师的位置空出来给他填了。我这事做得情势所限，镇上生产大队的哪个领导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一提，他们自然顺水推舟，解决了这个难题。等我回了赛镇一队，才想起麻烦来：现在我每个月的工分粮票，好说得靠着附近的牧民兄弟们给我想办法；不过凶多吉少，估计最后逃不过，还得着落在你爸身上。说到你爸，他那几年官运好得很，好像无论旗里还是盟里，哪个部门的领导见了他，都想寻个办法提拔他一下。旗里想让他去负责领导管理的工作，他说他舍不下乌兰牧骑；呼市的一所大学想请他做民歌民乐方面的专家，可是他年轻时为了留在家乡，没有接受推荐去上大学，又在资格上卡住了。饶是华盖当头，这些事还是为他添了不少面子。许多人都估摸他早晚要去集宁、呼市当大官、大人物，都上赶着巴结他，生怕有一点得罪；甚至连我也沾上了些许光，生产大队长见了我都不敢多瞪我一眼。如今我把公职给了人，奶奶又没有羊给我放，这就只好恳求你爸变出点什么来养活我。但如此一来，就无异于把我的命运放到你爸的手里任由他摆布了。

我后来得到的工作，是在旗文化馆下属，担任民间文艺资料整理员。和乌兰牧骑队员同一个级别，平时没有演出任务时就在原生产队待命，有任务时就跟着演出队伍走访各地，整理、编辑、修订各种民歌的词谱素材。原则上，乌兰牧骑走到哪里，我就要跟到哪里；实际上，鉴于能直接监督我的人只有你爸，而队伍里的所有人也都不敢说他的不是，这就导致只要你爸同意，我可以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干啥干啥；愿意在家里整理书稿、出去采风、乃至于躺在草地上睡大觉，都可以视作是工作的一部分。有了这份工作，我简直是草原上最自由的一个人。

这下我没有理由拒绝。但心里还是知道，这是你爸让我回城计划的一部分。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呼市的大学再次在全区各个盟旗招募民歌民乐专家参与集中调研，你爸就冠冕堂皇地在推荐信上写了我的名字。

我气得够呛，自从知道了此事就把帐门一关，不管雨打风吹，死活不出去，你爸请出了诺尔吉玛来叫我也没用。奶奶劝了我一下午，知道我生的是你爸的气，最后长叹一声，说：“你这孩子，犯起倔来就和纳木海一样。”由查干搀着，还是走了。

我最后终于见了你爸，还是在许多天后一个晴朗凉快的下午。你爸和他们乌兰牧骑的其他说客已经许久没有出现了，我放松了警惕，那天的风又吹得实在是可爱，我忍不住把帐门打开，门帘挑起，等着风掠过草原，吹进我的帐子里。我就坐在那里看着风吹过茫茫碧草的样子，草尖翻滚不停，就像海上的浪涛，就在这时，远方一个人影在波涛间显现，他驾着马就像驾着舟楫一样平稳，我就那么看着他一点一点靠近，就好像忘了我在生他的气，就好像我本来就是在等待着他。

你爸跃下马来，把缰绳拴在那棵半死半活的杨树上。我走出毡房，和他面面相觑。我们就那样站着，谁也没有说话，然后你爸突然走过来，一把将我抱住了。

我们躺在那儿，在草地上，身边有低头吃草的马，天上有飘然而过的云。秋天的羊也会做我们这样的事：两只羊在放牧当中，忽然没有预兆地叠到了一起，也不顾旁人在看，就像是把自己当成了天上掉落下来的两块云。我们做到一半，我忽然想抽一支烟，于是就让你爸停下来。我从我放在一边的裤子里找出烟盒，又从衬衫的口袋里找出火柴，划着点燃了。之后我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天上的云，直到性高潮到来之前，用野草茎秆把烟头掐灭。你爸做完之后，过了一会儿，去捡我的烟屁股抽。我没有烟屁股可捡，只得没好气地给他翻过一个面来捅他的屁股。反过来时他也没有出声，只有膝盖和大腿摇晃着磨蹭到草叶的沙沙响，其余就像云的影子掠过原野一样安静。我们俩就这样结束了这一次像牛羊、像云雨一样的性关系，直到他再次站起身来，穿上衣服，都没有说话。

你爸穿好了军装，系紧了武装带，把八角帽戴到头上，牵起了马缰绳，然后看着我，说：“你还是得回去。”

我提溜起裤子，拎起腰带，转身回房，重重把门关上了。

后来接受了调令到呼市去的，是唱好来宝的歌手乌仁推荐的另一个人。在那之后，乌兰牧骑连着出了几趟演出，我都没跟去，就这样两个月没有跟你爸再见过面、说过话。到了九月的一天，有一个傍晚，天上突然下起了雨。雨势不大，滴滴答答地，在草原上罕见，倒是让我想起了以前在上海的日子。我看着帐外的那棵杨树，突然发觉劈毁的那半桩上，今年好像长出了新芽，还有些绿意。可惜就要入秋了，我想，不知它能活得过这个冬天吗？

就在这时，一行马蹄声划破雨声奔向我的毡房。我抓起雨披，向外看去，人影模模糊糊，直到很近了我才辨认出来。那是你爸他们演出队新来的一个男孩，独唱演员，名叫那日苏。他自己骑了一匹马，一旁还用缰绳牵着一匹；我仔细一看，正是你爸的乌日。

“陈老师！”他还没下马，就冲我喊道，“我们队长有急事找你！”

我皱了皱眉，觉得不对，问：“什么急事？”

他说：“有份歌词要你研究，请你务必快去，哦，桑梓大姐也在，她也要你来的！”

说到桑梓，我更担心了，如果只是你爸一意孤行，没理由桑梓愿意帮他诓骗我。我听信了他的话，骑上马，淋着小雨，跑向那个秘密所在的地方。

---17 波茹莱

我们骑着马，一路向南，向东，我听到了小河淙淙流水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响，由不得我认不出这个地方了。五十里，河湾，能把马儿淹没的草场，我的马圈，我的谷仓，那块走马选马的空场，那座黄土色的房子前面，就是我曾经支起毡房，住了四年的地方。——我的红湖。

我们来到这里做什么？那日苏的马引着我上前，向着湖边那座小小的房子直直奔去。

它在我们的视线里放大、扩展，直到我看清门前站着一个人。是桑梓。我把马勒停，正要系住，桑梓猛地过来拉过我的手臂，说：“快来！”

我走进房间里，顿时一股潮湿的热气扑面而来，紧接着我辨认出那其中夹杂着血腥。我一下子慌了，一眼望到房间角落里，一张木床上铺着稻草和毛毯，上面躺了一个浑身汗湿的女人，我这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临产的女人——她还很年轻；甚至，看起来太年轻了；我一瞬间什么也想不了，完全吓坏了。直到我再看到你爸站在床旁边，起先看着那床上的姑娘，之后看向我，房子中间的炉子上还烧着水，我才稍微冷静下来一点。

“她——这是怎么——我们怎——”我跟只无头苍蝇似的吐出一串毫无意义的话，“——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快去卫生所，快去卫生所啊！”

“她不要去。”守在床边的杭拉说，“她说去了卫生所，‘那个人’就会找到她，她死也不要死在那个人面前。”

我张开嘴，愣得说不出话。“什么人？”我问，“是……欺负了你的坏人？——是——”

那个女孩儿，天哪，她那么瘦小，那么虚弱，那么稚嫩的年轻——摇了摇她被汗水浸湿的头颅：“不……不……”

我走上前去：“好妹子，告诉我，你家住哪个镇？是哪个队的？——你是汉人，是知青，是不是？别怕，我也是汉人，我也是知青，你老家在哪儿？上海？江苏？北京？咱们去卫生所好不好？我们帮你回城，一定让你回去，我们帮你，我帮你——”

那个女孩只是把头扭向墙壁。

“陈老师，”杭拉在我身后说，我回过头，才发现她一直在哭，“救救她的孩子吧，她……她已经不想活啦……”

我看着毛毯上、稻草上的血迹，那不是正常的羊水里该有的血量。这是难产。假如再不奋力一搏，这个婴儿也会在产道里窒息而死。桑梓已经把他们队里随车携带的医药箱端到了我的面前。“你读过医书，只有你能保守这个秘密，”她拿出酒精，替我消毒我的手，“你上次救过队长，这次也一定能救这个孩子。”

她看着我，眼神那么坚定，还有一丝别的情绪；我的手指发抖，全身发冷，什么话也说不出，一页书也想不起来。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个女孩灰白的脸。我怎么能任由一条性命在我的面前、在我的手上死去？我怎么能相信一个即将生产的、要给予一条神圣的生命的人，她自己竟然会不想活下去？

我呆愣愣地看着桑梓，直到没法呼吸，才发觉眼泪已经流了半天。而桑梓看着我，她没有说话；我这才认出来，她看着我的神情，分明是悲悯。

她明白，我早就意识到了摧毁这个女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只是欺骗自己，不想承认；仿佛只要我看不到这个故事，就可以否认她的绝望，就可以假装这世上不曾有一条在我面前消逝，而我却无能为力的生命。

我不该再浪费分秒的时间在我自己这些无用的念头上了。我眨眨眼，让眼泪流下去，把酒精搓干，向医药箱中拿出剪刀和手术刀。

我将永远也忘不了生产时那个没留下名字的女孩发出的哭喊。我总以为，还要对痛苦反抗，就意味着还要求生。可是，当我把她的婴儿抱到她面前时，她却看也不看一眼，把眼睛闭了起来。

“妹子，你看一看她吧，”杭拉流着眼泪，在她枕边叫她，“是个女儿，是你的孩子啊，你给她留下一个名字，留下一句话也好啊……”

可她仿佛已经在生产中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嘴唇在动，可是只有呼出的气。杭拉把耳朵凑近，我看到她的口型，仿佛是在叫“妈妈”。

我的眼泪也又一次涌了出来。我把婴儿的襁褓，抱在怀里，在心里发誓，就算还有一线生机，我也要为了这个孩子救活她的母亲。

那个年轻的、稚嫩的母亲颤了颤双眼。

我们看着她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她说：“别告诉我妈妈。”

我们用石子为这个到最后也没留下名字的姑娘垒起一座小小的坟墓。我眼泪流得头晕目眩。照顾这个婴儿的工作，就都落到了你爸的身上。没有襁褓，他用纱布和衬衫紧紧地裹住她。可怜的母亲还没有喂过一口奶水就早逝了，救命的是乌兰牧骑的车上还备了有给没奶水的产妇应急用的奶粉。我听桑梓说，他们是路过这里的时候，看见湖边的草好像被人踩过，足迹又非常曲折，于是她起了疑心，跟着足迹走到泥瓦房前，看见了床上躺着的女孩。那时她腹中的孩子已近临盆了；躲在这里不知道多少天，就好像是刻意不想让人找到；问她的名字，她也不说，问是哪个镇、哪个生产队的，也不回答。

我渐渐地冷静了下来。母亲已经死了，只有去想怎么让孩子活下去。她想躲的人究竟是谁？如果就是孩子的父亲，应该让他找到这个婴儿吗？去了卫生所，要怎么解释这个孩子的身份？这么小的婴儿，以后该由谁来抚养？

忙碌了整整一夜，当我们都在坟前跪拜完，天边已经快要露出亮光了。乌兰牧骑还要奔向下一户人家，你爸的怀里还抱着孩子，我从他臂弯中将孩子抱过来。

一晚上的时间，你爸只是眼眶红了红，他没有时间哭。我看着他，吸了吸鼻子，他望着婴儿，说：“你想要怎么办？”

我说：“现在看，你们把孩子留给我；车上的药和奶粉也拿出一半来留在我这里。你们先把这次演出完成。你能查得到她的父母的身份吗？”

你爸没说话，我看着他的脸，心就沉了。假如是来自苏旗，就是一只羊你爸也认得是哪个村哪个队谁家里的，何况现在还没回城的知青，整个旗加起来也不超过三百人。你爸看到她时没认出来，那么多半就不是苏旗的，谁知道这可怜的姑娘逃了多远，要找起来就如大海捞针一样了。

我说：“现在这孩子刚刚出生，不能让她跟你们走，桑梓和杭拉都是有对象的人，忽然多出个新生婴儿，外面的流言蜚语你们就再也说不清了，首先得撇开她和你们队里这几个姑娘的关系。先悄悄地抚养她，找出几个月的时间差，到这孩子半大了，我们再‘发现’她，这样就容易解释得多。到那时我们再将她收养，名正言顺，哪怕是有人过后上门来找，她的出生时间和地点对不上，怎么也没理由让人把她带走。这样也可以慢慢再查她母亲身份的事。”

你爸看了我一眼，说：“我回一队一趟，把她交给诺尔吉玛。”

我说：“你别说疯话，诺尔吉玛家就是座大庙，你送到她家去，要不是她躲进敖包下不露面，要不然，不出三天半个赛镇都会见到这孩子。”

你爸又要说什么，我打断了他：“拉倒吧，接生的时候找我，这时候信不过我了？你们队里，唯独我总跟你们分头行动，这人人都知道；你们今天喊我，说是要改歌词，这理由也顺理成章；接下来你们一路，只要找个借口说我在别的地方耽搁了，牧民同志信得过你，就算没见过我也会当真。我偶尔回一队五队露一露面，过上一年半载，你们再回到红湖边发现这个孩子，那就天衣无缝。而且让我留下，就算是被人发现了也比是别人来得强。我总归是个男人，没人能怀疑我从肚子里掉个孩子出来吧？就算说我搞破鞋，也找不出破鞋在哪儿。比搭上一个女同志的清白要好。”

你爸被我说服，也挑不出破绽；只能靠上下仔细扫视我几眼，分辨我是不是有意要骗他。

“半年之后，”他看了半天，最后说，“我去查她的身世，最多半年之后我们来接她去卫生所、上户口，到时候办上手续，之后她就是我的女儿。”

我一听他这么说，立刻急了。“凭什么就是你的女儿？！”我说，“这孩子出生，是我第一个碰到的；养也是我养；要办手续，也应该是跟着我！”

“是我先发现她的。”你爸说，“而且你将来总要回城，到那时她怎么办？”

“要说发现，那还得是桑梓最先发现的；”我指出，“我要回城，当然带上她一块儿走！”

“那不可能。”你爸说，“她母亲死在草原。除非她的身世查清，我亲眼看着她母亲的仇得报，否则，在那之前，我绝不让她离开。”

“孩子是我发现的，”桑梓说，“我和老包去打结婚报告，半年后肯定批下来了。我是女同志，我来收养她。”

“这么大的事，你能不跟人家包同志商量商量？”歌手乌仁，也是队里的老好人，摇了摇头，“我媳妇最会带孩子，还是抱到我家去吧！”

“乌仁，你家已经有三个闺女了，再添一个，难道要凑麻雀开会？”乌扬说，“我和德丽还没孩子呢！队长，还是让我们来吧！”

“得啦。”我冲他们抬了抬下巴，示意让他们停下。“别吵了，有我和纳木海在，还轮得着你们抢功？我的话反正放在这儿了，我不回城，这孩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谁要是赶我走，那除非让我把她打上包，一块儿带着。要不然，我就非在这草原上赖着不可。”

他们几个人被我这么一说，彼此看看，最后都望向了你爸。就连杭拉也忍不住破涕为笑。乌扬拍了拍手：“好，陈老师这样，我们也都这样。咱们谁都不跟她分开，大家就一直待在一起！”

大家听了这话，都振奋起来。只有你爸，还是眉头紧锁，闷闷不乐。“你们都学他！净会说这些孩子的话！”他瞪我一眼，“半年后到了旗政府，你们也这样对人家办户口的同志去说？”

“就这么说，怎么了？”桑梓抬起脸来，望向你爸，直直给顶了回去，“我们到时候就和他们说，她是我们乌兰牧骑的孩子，是我们大家的女儿！”

我们的女儿，对，我们的女儿。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被我抱在怀里，被金色的晨曦照亮了小脸的，那个婴儿，她就是你。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女儿；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她就是你。

五 黄金时代--- 18 达亚波尔

在你人生的前六个月里，我没有给你一个名字。

当然，红湖方圆五十里内都找不到第三个人。我们用不着以名字来称呼彼此。何况，我也不认为我有给你取一个名字的资格。

我亲眼看着你从另一条生命之中出生，亲眼看着你被生育分娩。我比任何人都该更清楚地意识到你是一个独立的，与我平等的，属于自己的人。我不是你的拯救者，不是你的父亲。我不配。我对你生命的功劳，不过就是在你出生后的第一个半年，一个人悄悄地在红湖边那座小房子里陪伴你，如此而已。

在我们老家，母亲没有奶水的汉人孩子，都是用米汤面汤养大。在草原，人们把奶食化掉，搅拌在烧开晾凉的温水里。除了这之外，桑梓还到旗里的供销社去买了奶粉。给人说的理由是要寄到包头，她未来婆婆那里去。实际上，就靠他们乌兰牧骑的人连夜送来给我。

我又一次一个人生活在红湖边了。我花了几天时间把这房子整掇干净，修好屋顶、炉灶、水缸。乌兰牧骑的同志们最初留了一匹马给我，做应急之用。后来在那日苏偷偷来给我送奶粉和生活用品的时候，我要求他们把它牵走了。这匹马不能让它乱跑，如果被牧民发现，那我们的计划就暴露了。如果要关在圈里，我每天还要喂给它三十多斤的草。新生儿过了满月，急病也少了，一匹马养在这里弊大于利。

你是个很乖很乖的婴儿。吃得香，睡得熟，若不是实在难受，也不哭。每一天早上，我抱着你在窗前看一次日出。之后我要出去打水、拾柴、洗洗涮涮，干一天的活儿。到傍晚的时候，如果天气不冷，我会把窗户打开，把你裹在我的棉衣里，再看看夕阳。你唯一会哭的时候，就是每天的傍晚到前半夜之间。你会闹，会睡不着；无论我再怎么检查了你身体一切都没问题，也停不下来，每天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四个月。我终于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每个小生命都有特殊的地方，有的小羊喜欢追自己的尾巴，有的小马几个月大了也不爱跑，有的小牛非要跟着母骆驼喝奶，有的小孩喜欢吐奶，有的小孩总起湿疹，往往不是什么都能找到原因。我能做的，就只有陪着你。我抱着你，拍着你，一遍遍屋里屋外转着圈地走，给你一首一首地唱我在草原上学会的歌谣，直到月亮移到西边，夜空深到极点，你终于渡过了这莫名的痛苦，小口小口喘着气平复下哭泣，合上眼睛，沉睡过去。在一天又一天的傍晚里，我又想起那下着小雨的一天。我终于明白，傍晚是你和你的母亲离别的时候。你人生中的第一次离别。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害怕离别的，不是吗？我抱着你，看着一天比一天更早爬上天空的晚霞，我也在想念曾经在我身边的生命。那些曾经在马圈，在红湖边的空场里欢蹦乱跳、咴咴嘶鸣、让我没有半天安生的生灵们，它们现在都怎么样？我亲眼看着出生的、好奇活泼的达雅波尔，还有骄傲强横、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格力班，它们现在又都在哪儿？时不时在起风的夜里，我仿佛还能听见马圈的方向传来马叫、马蹄踢踏木门的声音。可白天去看，又哪有马的影子。我想，大概是我以前太习惯这些声响了，所以回到这里就总觉得该有马的动静才对。

夕阳下的红湖总是特别安静。有时候，哪怕白天起了风，到傍晚五六点钟时，也会突然变得静谧。灰白干枯的芦荡被夕阳染成淡淡金黄，它们种子的绒毛好像有温度似的。湖水泛着鳞片样细的光点，像藏着一尾驯顺的鱼。我就这样抱着你，用我的想念陪着你的想念。看着红湖被冰雪封掩、看着冬天来了又去，看着你一天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靠近我们的离别。

那一年你爸的乌兰牧骑中，参加了那次途径红湖的演出的，有八个队员：四胡手乌扬，好来宝演员乌仁，歌手那日苏，长调歌手杭拉，舞蹈演员奥顿，舞蹈演员娜仁其木格，舞蹈演员桑梓，还有你爸。那一年你做襁褓、衣服、尿布的布票都是还没结婚的奥顿凑的，过冬的棉衣棉被是乌仁拿出来的，送奶粉跑腿的活是乌扬和那日苏，杭拉结了婚，又带过弟妹，桑梓来看我们的时候，她都带话叮嘱我们孩子该怎么照顾。娜仁是个小姑娘，大家都不让她卷入这件事里。每隔一个多月，杭拉或是桑梓都会想办法来替我一天。你爸则暗中查问苏旗和临近的旗镇中失踪女知青、或是女牧民的事，可是，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一无所获。该何时再一次、正式地“发现”你，就一直悬而未决。这么半年过去，到了七九年的春天。

七九年的三月，在你六个月大的时候，突然得了一场急病。有一天突然发起烧来，给你吃了药，半天也退不下去。我照顾你一直很小心，你的身体又健康，连喷嚏咳嗽都没有过。我心里一下子着了慌。到了晚上，你的体温越来越高。到来傍晚，只是小声抽泣，也吃不下东西，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急得疯了，一夜没睡，无论怎么想，除了带你去卫生所，一点办法也没有。第二天清晨，正好赶上桑梓带着粮食和奶粉来看你的日子。她栓了马敲屋门，我立刻迎了上去。

桑梓见我慌张，问：“怎么了？”

我说：“孩子病了，在发烧。我得带她去镇上看大夫，再耽搁她就危险了！”

桑梓擦了手，过去一摸，吸了口气。“我去问问队长——”她说。我一听更觉得焦急：“你问他有什么用？你一去一回，他再犹豫，孩子就没救了！”我看到桑梓骑来的马，便说：“我骑你的马去。”

桑梓拒绝了我：“可是你到镇上去又要怎么说？——你这么多天都不在队里，要么你先避开几天，要么我们带她去才不让人怀疑，大哥，让我去吧！”

我抱着你，让她让开。“别说傻话。”我说，“他们还能怀疑我什么？我生了个私生女？——那又怎么样，有人说我搞破鞋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桑梓说：“那我带她去找队长。”

“把马给我。”我说，“她两天没吃饭，再烧就没命了，我去旗里让她看了医生，就去文化馆找人接你。你在这儿等着，别轻举妄动！”

桑梓看我紧紧抱着你，没办法阻止我。她的马鞭挂在门上，见我看到了，一步抢过去在我之前拿起。

我没想到她还能不听我的话。我怀里抱着你，瞪大眼睛看着她。“你要是这次去了，你的前途就毁了，陈大哥！”桑梓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能再让你去了！”

“你在说什么哪！”我张口结舌，感到不可理喻。她有对象，有亲人，还有名声；我有什么前途要追求呢？可在我反应过来以前，她已经打开了门：“我带她去医院，陈大哥，我去牵马，你把她交给我吧！”

我走出门去，外面的春风料峭，像是把我从梦里惊醒。我不能让桑梓去。可是眼前唯一一匹马正被她牵着。我把你裹进我的棉衣里，向西北走去。

桑梓在我身后高喊；我埋下头，加快脚步，往马圈后绕过去。我仔细听着身后的动静，不知道她追上来没有；就在这时，却听见前面一声马的嘶鸣，一串马蹄踢踏的声音。

我抬起头来，一时之间，我以为我睁着眼睛做梦了。我看到一匹青灰色的马，骏美挺拔，骨架宽厚，四腿健长。它的耳朵有一只常常抖动，肩部有一串气泡似的小斑点，它的鬃毛有点毛躁，不知怎么就是越梳越乱。——不，不是因为它的耳朵，也不是因为斑点和鬃毛，哪怕没有这所有的特点，哪怕它整个儿地变了模样，变成了另外一匹马，我也能认得出它来——

是达雅波尔。是我的达雅波尔。

“是你？”我脱口而出，就好像它真的能听懂我的话一样。而它看着我，四蹄挪动着，却是原地踌躇，并没有后退；我知道它认出我来了。我向它伸出手臂，招了一招；它那双又黑又大、水灵灵的眼睛看着我，微微低着头，向我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这是上天赐给我的暗示。我的心中忽然一下子鼓起了希望。是长生天决定救活这个孩子的命，所以才会让达雅这个时候回到红湖，回到我的面前来的。我的心脏在猛烈地跳动。——求你了，求你了。我不断地说，不断地祷告；救救她，让她活下去。只要能让她活下去，我付出什么都可以。

我抽出棉衣上的腰带，把襁褓像石膏绷带似的绑在我的身上，然后把棉衣裹进，这样就不会受风。达雅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低着头，我轻轻靠过去，就能跟它额头相贴。

“求求你，”我呢喃着对它说，“救救我们的孩子，救救她。”

说完，我抱住了它的脖子，用力一点地，跨到了它的背上。

就像听懂了我的话似的，它没有躲闪，也没有蹦跳；它好像是主动任由我借助它的力量，赶到卫生站去。

我不知道它活了十年，是否被任何一个人驾驭过。此刻它背上负载了我，向左向右地转动了半圈。我伏低了身体，一只手还抱着它的脖颈，回头去看，桑梓牵着她的坐骑，看着我，似乎是愣了愣，不知道怎么这里会突然出现了一匹马。我双腿一夹，轻轻喝了一声，达雅就载着我向前，向着西北方向跑去。

顺着干枯的河床，我们就能跑到赛镇，跟着沿铁路再往北四五里就是旗政府的所在。一路上天色越来越亮，天空深灰，堆积着厚厚的云层。风中裹挟着亮晶晶、湿漉漉的颗粒落下来。我猜，可能是要下雪了。我的脸被风吹着麻木得没有一点触觉；胸口却滚热得像要灼烧起来。棉布腰带紧紧固定着你，把我心脏的每一下搏动共振回我自己的皮肤，如同颤抖。四十分钟的路，遥远得好像跨越银河。

我望着东方的天际线，还看不见太阳升起的迹象。——求求你。我想，对着太阳，对着长生天，对着草原那宽广的、母亲一样宽容的土地，祈祷，发誓；——求求你救救这个孩子。我愿意用我得到过的所有厚爱与她交换。从此以后我不再要求任何奇迹，任何幸运，这是我拥有的可做筹码的所有东西；我将放弃我所有无用的梦，不再去想如何做一个骑士，一个英雄；这是我唯一的祈愿，唯一的冒险，除了你的生命，我这一生不会再请求任何别的东西。

我就这样反复默念着、祷祝着，好像这样能平复下来我痛苦的心脏、你滚烫的体温、令人刺痛的风雪，好像这样就能让达雅的脚步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就在这个时候，天空的东面突然闪过一束金黄。

风雪骤停。太阳在从地平线上跃起时，突然刺破了重云，向我们露出了它的面容。

我知道：慷慨的、草原上的太阳又一次给予了我它的仁慈。它满足了我的愿望。

我的请求被答允了。

--- 19 兴安河上的麻雀

我将你带到了卫生所；医生们没有过问你的身份，就收治了你。后来哈勒木吉告诉我们说，你患的是急性阑尾炎，是链球菌循环至盲肠造成了感染而引发的。假如不是及时治疗，发展成腹膜炎，就会非常危险。医生给你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我站在手术室外，没过一会儿，你爸就也到了。大概在我赶往卫生所的时候，桑梓就同时赶去了布镇，找来了你爸。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合理而且正确的策略，就像前面说过的，你爸在苏旗的人面很宽，在卫生所，医生没问我这孩子的来路就接收了她，很可能也是看在我是你爸的朋友份上。无论接下来要面对什么，身边有你爸出现都会是一件好事。

你爸出现之后，先和医生问了你的情况。得知你已经收治，只不过别人还都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再多问也问不出什么来，他也只好在外面等。

大清早的，天气这么冷，被人从家里叫出来骑马二十分钟，目的地还是医院，想来无论任何人这时候的心情都不会太好。何况桑梓这丫头估计也没替我说什么好话。我偷偷看向你爸一眼，他果然眉头紧锁，脸黑得像马上要下暴雨的天。他本来看着手术室的门在出神，见我看他，他也把目光转向了我。我知道他生气，闭着嘴不敢说话，他一双眼睛把我从脸扫到脚，再从脚扫到脸。过了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字，那一双眼睛倒是又停在我下半身上不动了。

我当即吃了一惊。为免误会，我特意看了一眼他的眼神，又看了一眼我自己：其时我双手抱在胸前，他绝无可能是在看别的东西，就是我腰胯以下、双腿以上的那一段部分。

我简直目瞪口呆。想不到你爸这个人，孩子都进手术室了，他的脑子里竟然还在想着这些事！但我还没来得及愤然谴责他，他就猛地抓过我的手，在走廊另一边找到一间空诊室，把我拉了进去。

那诊室许久没用，只有一张空置的病床；你爸把我推进去，就在我身后把门关紧落闩。我吓坏了，心想，他怎么能在这里要跟我做那事儿？第一这是医院；二来我们的孩子还在做手术呢；三来我刚骑过接近三刻钟的马，屁股已经颠到麻木无觉，假如这个时候挨捅只会雪上加霜，哪怕是让我捅人，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但你爸已经把我转了个身，手指隔着裤子，摸到了我的屁股。

直到他的手碰到我，我才感觉到了一点异样。这屋子的墙上还嵌了一面镜子，对面是视力表；我此时站在门边，正好能从镜子里看到我裤子上被他碰到的地方。裤子是军绿的，他碰到的地方则有两块深棕。如果我对颜料叠色的常识也能适用于此处，这些被染上来的液体应该是红色的。

我愣在那里。镜子里，你爸的眼神经过了折射和我的相对，我哑口无言。我以前骑过马，有时候比四十分钟还长许多；可是不带马鞍是第一回。直到现在我的屁股还是没有一点知觉，我把这事都给完全忘了。

你爸说：“过来。”我被他拉到床边去，他坐下，在我棉衣上一拽，我就又趴在了他叉开的两条大腿上。我第一次挨他的揍就是这么一副情况，这次他也是一样解开了我的腰带和裤扣，就把我的裤子给扒了下来；布料被剥开，我这才疼得“嘶”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那时我屁股上的伤口在你爸看来到底是什么模样；只知道他过了好久没说话，呼吸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重得像远方隐隐的雷鸣。这么过了不知多久，我也没敢回头看，只听到他咬了咬嘴唇。然后他的手指碰到了我的皮肤，很轻很轻地，大概是伤口实在太多，他不确定哪里是可以下手的地方。

他酝酿着怒气，我心里知道；我们就那么无声地僵持着，我害怕自己屁股上的皮肉之痛，但更害怕你爸发火。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嘴唇咬得够了，深吸一口气，开口问我：

“错了吗？”

我被这话问得懵了，不知道如何作答。正在想着，你爸突然就一巴掌落到了我屁股下伤口以外的地方。这一下打得带风，落在身上跟挨了一棍子似的。我半个身子都麻了也能感到疼，脱口“啊”了一声。

你爸又问我：“错了吗？”

我赶紧想要点头；奈何身子已经不听使唤，还来不及动脑袋，就被你爸视作反抗，立刻抬手又是一下：“认不认错！”

我赶紧开口：“认认认！我错了！”

这个问题上总算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你爸一只手按着我的后脖子，然后手起掌落，又给我来了一下。

“你以后还敢不敢？！”

那天手术做完，我和你爸都站在手术室的门口等着消息；医生说了很顺利，过不了几天就能恢复健康，我俩都松了一口气。医生随后告诉我们，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许多该打的疫苗得赶紧补打，需要赶紧在卫生所建立一个病历本才行。孩子是什么民族，估计的出生日期，还有姓名，都要先填写上才能办理。她说完，让我们商量商量，就走去处理其他工作了。

我和你爸走到卫生所的门口，半倚着墙思想这表该怎么填。说是一张表的事小，实际上占据着我们心神的是另一些更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想也没有什么用，可是也做不到不去想。我从棉衣里翻出一支烟，点着了抽，你爸捏着他的军帽，站在一边低着头，也没管我。我们脑子里林总纷繁的事过了好长一会儿，最后也没有一个所以然，只好一起再回到眼前的事情上来。

“孩子的名字叫什么？”你爸抖了抖表格，问我。

我说：“你给她取一个吧。”

你爸低头想了想，摇了摇头：“她身上至少有一半是汉人的血。还是给她取一个汉人的名字吧。”

我心里还在乱着，听你爸这么说，点了点头。

“这孩子不能跟我姓，也不能跟你姓。她母亲没留下姓名来，现在去查也来不及。最先发现她的是桑梓——可桑梓又是个还没结婚的姑娘，跟着她姓也不合适。”我咬了咬滤嘴，顺着念头，七零八乱地说，“桑梓的名字，是两棵树。顺着这个‘木’字，再找一个字给她当姓，就让她姓杨吧。”

你爸望着我，点点头。

“好。”他说，“羊好。好活。”

我也看着他。心里想：他或许不知道，我们汉人的杨，也很好活。

因为是我把你送到医院来的。发现你的人就没法再做别的解释：我就这样成为了你的监护人。你的名字叫筱雨，因为你出生的那天下着小雨。后来你爸死活嫌小雨两个字太过随便，在我的毡房里翻了一个下午的汉语词典，才给你另外换了一个字：筱雨。这就是你在户口簿上的名字。

你出院后，我把你抱回一队我寄居的诺尔吉玛家。正如我预计的，方圆几十里的牧民，大半个赛镇、小半个布镇的人都跑来她家里看这个孩子，把两座毡房围得水泄不通。你头半岁见人少，猛然被这么多人围着，还发烧喷嚏了一回。气得奶奶赶跑了好多人，这才把热潮告一段落。

我们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半个月，有一天傍晚的时候，镇里一个以前当过我学生的小孩突然跑到我们家，告诉我说：“陈老师，镇上来了一封给你的信，你可记得快去拿呀！”

我点点头，那孩子腿快，一溜烟地又跑了。我之后才觉得有些异常。我收过的信多了，光是从上海来的就不少，从没见人这么大惊小怪过。唯一一次引起波澜的，是上一次呼市的大学来找我去的挂号信。这下我的心就悬起来了。但是太阳已经西沉，邮电所下班早，我决定还是明天再到镇上去。

就这样想着，我正要关上帐门，点起油灯，门外又有两个人找来了。

“陈同志，”这两个人穿着军装，我看着并不面熟，他们站在我门前，一左一右地对我说，“大队里有事找你，请跟我们去一趟，很快就能回来。”

--- 20

后来证明，那天前后来找我的两批客人，彼此并不是一路；但是，确实也都有关系。第一位客人是从镇上放了学，听说了消息，让我记得拿信的孩子。事实上，我猜测的没错。那封信确实是一封挂号信，而且是从盟里来的。许久没提：我的两位已经在上海结婚、工作了大学同学，方圆和志国，他们虽然毕了业后不怎么记挂母校，不过在各自的岗位上似乎都发展得挺好。志国在剧团已经当上了主任，方圆在出版社也任职副主编。到七十年代，我们的通信没有最初那么频繁了，但也还是会彼此报知自己的近况。他们两人显然也没忘记了我。和你爸那家伙一样，方圆很热切地希望我能回到上海去。照她的说法：你回到这里来，才能拥有施展你才华的平台，才能把你的天赋和才干全部地发挥出来，做出对于社会的应有的贡献！

我不知如何跟她解释我的想法，只得把这些话当做耳旁风，在回信里避之不谈，写一写草原上的日常琐事。可是谁能想到，她竟然在我躲在红湖的半年里这样自作主张。我过去交给文化馆的一些歌谱、歌词，被登了报刊；方圆见到了我的名字，就都记录下来。正巧，他们出版社也要出版一部音乐教育丛书，其中就有大量有关民族唱法的内容需要编辑。由于下乡运动，上海这方面的人才稀缺，尤其是了解西部、北部地区的民歌，又有现代音乐知识的人。方圆借这个机会，极力向出版社推荐了我。于是一封调人的介绍寄到了盟政府，方圆所在出版社的级别高，盟里文化部门自然配合，发下通知来，让苏旗放人。

通知寄到赛镇上，就出了麻烦。

那天下午我被带到赛镇生产大队的保卫处，屋里只有一张空椅子让我坐下。对面是几个领导：生产队的大队长、副大队长，保卫科的主任，坐在最中间的还有两位旗里的领导。倒是没人押着我，也没给我上铐。几位领导们很是客气地对我说：你从我们旗出去，到上海，和全国的专家一起编订图书，这是很光荣的事，不单我光荣，文化馆、生产大队，也都跟着光荣。我这些年工作认真，态度良好，团结农牧民兄弟，是一位好同志；但唯独有一件事情需要交代清楚。一九七八年的秋天到一九七九年的春天，这半年时间，我深居简出，鲜少露面，再来到镇上时，却带了个半岁的孩子。这孩子登记为我的子女，如果要转出苏旗，总得知道她的来龙去脉：生父姓甚，生母名谁，如何被我发现，还有什么人知道此事；孩子毕竟不可能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如果是一团糊涂账，就这么草草放人走了，那么光荣难免变为丢人。他们和我都担负不起这个责任。

这话说得有理有节，令我也无法反驳；于是当天晚上开始，我就留在那里，交代起了情况事实。

这一交代起来就是三个月。

有很多事情，乍一看来本应该十分简明：比如交代情况这件事，你出生的情况就十分简单——我们在红湖发现一无名女子，难产临盆，尽力救助，最后母逝子存；为了保护当中女同志们的名声，我决定留下来照顾孩子，待之后再带回生产队去抚养长大。但领导们指出：第一，苏旗各镇各生产队，家家户户人口登记清楚分明，知青们要么回城，要么落户，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无名女子？第二，假如我们真是要保护女同志的清白，那就应该早早来到旗上如实交代，乌兰牧骑的同志个个信任组织，绝不会想出这样欺瞒的法子。这其中不是有我教唆，背后隐藏了我不可告人的目的；要么就是我至此仍在撒谎；而且说不定两样都占。我一听他们这样怀疑，当然不服：隐瞒组织，确实是我的主意，但这主意还是乌兰牧骑的队长纳木海要我想的。领导们更加不能信服了：纳木海就是乌兰牧骑最纯洁、最高尚、最信任组织的同志，怎么会听信我的教唆？我也没了脾气，只能照实说：纳木海跟我是最好的朋友。

我这个人对于生活中的许多事，喜欢采取一种激进的坦诚。有什么就说什么。要撒谎，我不喜欢，多半时候，也不会。就比如这时，我并不是有意要炫耀我和你爸的友谊，实在是实情如此，假如不这么说，我也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但是，在一些领导听来，这话就有了别的意思。假如我要再继续交代下去我和纳木海是如何认识，这就要牵扯到我在红湖的事，这于生产队大队长就非常不利。当着旗里的领导，我这样几乎是在当面坑害他，于是他在过去恨我的理由上又添新笔。当下，他立刻站了起来，说：你到底怀着什么目的要接近纳木海同志！快好好交代！

我从去红湖之前，就被人传说过搞破鞋。当然，这实际上纯粹是我的外貌和寄信习惯引发的误解。但放在这个情形下来说，整个事情就有了另一种色彩。事后我推想，按照生产队长的愿望，我交代的事实应该是这样的：我在赛镇，和某女产生奸情（注：此处某女可能含有多人）（又注：其中很可能包含桑梓）（又又注：但即便不包含桑梓，对于我的犯罪事实也没有影响）；为了方便我实施犯罪，我接近纳木海，利用纳木海的纯洁高尚、乐于助人，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为名，以我腐朽堕落、自由放纵的知识分子习气将其腐蚀，哄骗他帮助我，对我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予以掩饰。我破鞋搞了经年，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导致一九七八年秋季某日得一私生女，其母下落不明，很可能是被我灭口谋害。我为了掩盖罪行，不惜坑害乌兰牧骑的同志，让他们为我的罪恶一起来欺骗组织。

站在大队长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在其余领导们的眼光看来，对于苏旗的光荣影响也不大。假如我真能写出一份这样的交代材料来，该有多么好啊！除了我自己可能会被捉去枪毙，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皆大欢喜；甚至就连对我本人也不是那么坏，因为交代材料写到最后，我几乎都情愿被捉去枪毙，那也比关在这房间里发疯要强些。可惜这桩皆大欢喜的结局没有发生，因为我第一不擅猜测别人没有明说出口的意思，第二不擅说谎。那三个月间，我不知写了多少交代材料，把我在草原十三年的所有事情兜了个底朝青天，可就是偏偏说不到领导们的心口上去。这实在也没法怪我，这个故事里需要我填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确实没有跟任何一个女同志发生过不正当关系，这让我如何能够交代呢？可是没有这么一个，或者说至少一个，和我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的女同志，这个孩子又没处可以得来。有那么几天，我真恨我自己不是一个女的。假如我有一套可以生出孩子的器具，那么情况就好交代多了；我可以推说我搞的不正当关系太多，忘了孩子的父亲是哪一个；又或者我喝醉了酒，忘了不正当关系的对象都有过谁；我甚至可以说这孩子是你爸的。当然，最后这种回答一定不会得到领导们的满意。于是我只能从以下两项中选择：其一、劝说领导们开始信仰基督教，我乃是处女生子，孩子的生父就是上帝。其二：我实际上是一个双性人，可以自体繁殖，这个孩子就是我自己跟自己生出来的。

可惜我打一开始就不是个女的，以上这些精良计划没有用武之地。那三个月到最后，我的精神已经临近失常，材料写得鸡零狗碎，乱七八糟，东搭黄浦西搭海，把我一切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行为都交代了出来：我在一队时收过女牧民同志的莜面和奶食，与邻镇知青发生过口角，在红湖时私放马匹，把黄连素喂给马驹子吃，在镇小学教书时带领学生偷二队地里的红薯在河边烤食；我甚至还交代了和你爸深化革命友谊的行为。我详细描述了我俩在红湖的毡房里、马圈旁边、甚至一队敖包西面我的蒙古包所做的种种行径，我还说了最开始我以发生性关系为筹码，从你爸那里取得一盒凡士林和两斤白面的事。结果领导们看了大怒，立马将那几页材料撕得粉碎，说我是疯狂诋毁优秀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人民的好儿子，并且无论是凡士林还是白面，食堂、卫生所、供销社都对的有帐，那几个月从来没见他去兑过。

我到这时终于生气了。把笔纸一推，站起来就开始破口大骂。这世上竟有这等事！我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偏偏说我搞了破鞋；我说你爸搞了破鞋，他们却说他什么都没有做。甚至连证据都寻找不着，有那么一刻我几乎要觉得这一切确实是我编造出来、臆想出来的，我在草原经历过一点真事吗？我万念俱灰，开始在保卫处那间给我写材料的小房间里放开了喉咙，骂天骂地。我骂生产队大队长看年轻女知青时贼眉鼠眼，骂副队长下雨天打孩子，骂保卫科主任私占没收的香烟，骂旗里的领导写稿子“的”字、“地”字、“得”字不分，听会的时候睡觉，鼻子里还冒鼻涕泡。

就这么一直骂了三天。直到第四天下午的时候，你爸来了。

--- 21 故乡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被关起来写材料这三个月，他们竟没告诉一个人，我究竟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别人都以为我又是去哪儿瞎跑乱晃了；过了几天看到我被带去大队的消息被传开了；有人觉得我多半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人抓到了尾巴；也有人觉得多半是大队小题大做。再往后，我还是音信全无，大家都开始觉得我多半是确实罪有应得，罄竹难书，否则组织不会这么长时间扣着我不放。我带回来养在诺尔吉玛家的孩子，更是成了我品行不端的铁证。我担心过自己不在的时候是谁来照顾你。本来以为会是奶奶。结果，过了四天，是你爸带着你跑来大队找我的。

那天应该来找我收材料的同志没来。虽然我本来也没材料可上交，但还是察觉了哪里不对。我那个房间里除了门上，还有一个小窗子可以看到外面。平时那个窗子外面都用纸板封着，里面还有一排栏杆。我把纸板抽出来，就看到你爸站在大队保卫处门口的台阶下面，怀里一只手抱着你，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封信。他站在那里，好像在跟人解释着什么。

那时看到你爸的脸，突然间，一种强烈的感情击中了我。

我在保卫处关了三个月，没有感觉过一瞬的害怕。我烦闷过，愤怒过，疑惑过，但是从没有害怕。我看到他的那一刻，突然就猛烈地害怕起来。从三年前第一次他提起要我回城时的情景，到后来每一次，我们对如仇雠，不欢而散，每一个画面都回到了我的眼前。这么长一段时间，他每一次对我生气，似乎都是在预兆着今天。我一看到他的脸，眼泪就控制不住，像落雨一样从我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就好像在那一刻，我突然预感到：我将不得不要离开他了。

我疯狂地敲着窗户，喊他的名字，想让他看我一眼。我使劲地喊着，可是他就是不向我看。我满屋子找，最后把钢笔盖握在拳头里，发了狠把窗玻璃砸开。

“纳木海！”我拼命喊，生怕他听不到我，“你干什么？你别去！”

我不知道他手里拿的是封什么信，也不知道他进去要和生产大队、或者是旗里的领导说什么。可我心里就是有一种预感：我不能让他这么做。大概就像他当年执意要让我回城一样吧！如果说，他提前了三年就知道，留在这片草原，会带给我这一天的痛苦，那么我当时就是以一样的方法预感到，只要他走进了那间办公室，就一定会把这痛苦从我身上摘取下来，背负到自己的身上。

“纳木海！”我一声声叫他的名字，“纳木海！你看我一眼！你要干什么！你别去！你看看我纳木海！”我边喊边哭，好像是莫名的预见在推着我，把我的声音从嗓子里扯出来。

“你要干什么？你要让他们定你的罪吗？你别去！你带着筱雨走！”我扯着嗓子喊，声音都喊破了，“你别管我了，哥，是我不信你，是我害了你们！你别去！我什么都说！哥！”

我的嗓子都喊哑了，你爸的脚步都没有停，最终，只是换来他向我的方向瞥了一眼。就那一眼，我的心凉了，声带也失去了知觉。在我十年前在红湖遇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睛不是这样的。那时他的眼睛是滚热的，柔和的，可是现在却那么坚硬。就像是钢铁过了冷水，淬了火；可是，难道太阳也能被淬了火吗？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从没认识过他，在我眼前的，是个陌生的人。

我的嚎叫不受理会，拳头上流了血滴到地上。我把背心脱下来，简单包扎了一下；等到第二天，平时来找我拿材料的那位同志就把我的房间门给打开了。

“你走吧。”他对我说。

“纳木海呢？”我开口就问。

“他还在交代情况。”

我说：“我不走。”

他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这是你去上海的证明和火车票，过期了就没有了。”

我说：“见不到纳木海，我就不走。”

那位同志也没办法了，据那几天见过我的其他人说，我那时的样子吓人得很。那位同志请示了领导，但领导们为了避免我们串供，禁止我们会面。

火车票是星期六傍晚的，中间隔了有四天。我于是从家里搬了四天的干粮，坐在大队部门前。领导们对我不置一顾，进进出出的同志们也都劝我赶快回家。我仍旧等在那里。直到第三天有一个保卫科的小同志走出来，我认出了他，那天纳木海抱着你上门，在门口给他通报的就是这个人。

他走到我面前，说：“陈老师，你快走吧。”

我说：“你们领导让我见纳木海了？”

他一脸为难的神情：“陈老师，我悄悄地问过他了，他不想见你，这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我问：“那他现在人怎么样，也给关起来了吗？你们让没让他写交代材料？他怎么写的？”

他更为难了。

“陈老师，”他说，“你就别问了，这不是你知道的了……”

我悬着颗心，脚就像被坠进了地里似的，想走也走不了。不管怎么样我也得打听出点信息来。

我说：“那筱雨呢？我要见见筱雨。一个没出周岁的孩子，我见见总没有问题了吧？”

“筱雨？”那小同志一愣，“你是说纳木海队长家的赛罕娜？”

说出这句话来，他猛地闭了闭嘴。他看到我的眼睛了：大概意识到我已经听到了想听的话，自知失言。他赶忙说：“您见她干什么呀？”

我轻轻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笑了笑。这个人知道里面你爸的情况，对他的称呼却没改变。想来你爸这家伙福大命大，出不了什么事。

把我坠在这片土地上的锚索断了。我的心上好像刚才抱了一个孩子，现在突然他双脚着地，站稳了。我就像一片云一样，轻飘飘地飞到了天上。我拍了拍双手，转过身，就这么离开了我生活了十三年的草原。

我先回到一队，告别了奶奶。简单收拾了行李，带不走的东西都留给了查干。火车在苏旗这一站只停留四分钟。我一个人背上行李，上了车，火车开动了，我突然看见站台的下面，在草原上，远远的有一群人正在朝我挥手。

他们有的人站着，有人骑在马上，还有小小的孩子被大些的孩子背在肩上。那是我以前的学生吗？还是我的朋友们？他们不相信我有罪，还来送我吗？我努力眯紧了眼睛，也看不清他们是谁；离得实在是太远了。我只能把头探出窗户，使劲挥手，让他们赶快回去。

就在火车即将要加速了的时候，我突然听到风里传来一声不知是谁的叫喊：

“纳木海！”

我立马睁大了眼睛。连行李也不顾，跑到火车最末节的门口，贴紧了窗玻璃，想再看他一眼。可是人影迅速地模糊了。我到最后也只好像看到一个影子：一个人，身材高挑，瘦削，骑在一匹高大的骝色马上，面对着我。

我就那么站在那里，直到再也看不到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确定，那一天在那些送行的人里，我看到的人影是不是你爸。有很多事找不到一个答案，去想它也没什么用处；但是一件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无论沧海桑田、地老天荒，什么也不能抹煞。到很长时间以后，我才会知道，在我怀抱着你，从红湖跑去卫生所治病的那一天，在你爸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但其实在那一天在我的身上也发生了一件事。在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来到草原，梦想着这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想做一个骑士，一个英雄，想要战胜什么，想要赢得一次冒险。直到一九七九年夏天的那个傍晚，我站在火车上，看着苏旗在眼前远去，草原上的夕阳沉入地底，才明白过来，我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我在那个骑在马上的黎明完成了我的冒险。那时太阳从云层之间刺探出光芒来，短暂地露出它的面容。我骑在马上，怀抱着你，坚信我心愿得佑，必能从死神手里夺回你的生命。那一刻我荣光环绕，所向无敌，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什么也击败不了我。那就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自由的时刻，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它慷慨地向我展露了它的全部光辉，虽然只有短短一瞬；之后，就匆匆地过去了。

这件事，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六 漫长的告白


--- 22 思念

我回到上海，整个人心神不定，寝食难安，无主游魂似的过了半年。文艺出版社的单身宿舍距离方圆和志国的家并不远，我初到上海，他们就请我吃了好几次饭；但我连与他们面对面坐在一起时都不能专心，满心里想的都是往苏旗寄信的事情。我在上海落下脚，从招待所搬到分配的宿舍里，放好行李，问了邮编和邮寄地址，就在桌上铺平了信纸，钢笔吸满墨水，开始写寄往苏旗的信。

首先第一封写给诺尔吉玛：奶奶，我一切都好。上海很好，我老同学很好，他们彼此的爱人也都很好。出版社很好，我的待遇也很好，有一间楼房住，一个月有七十块钱工资，二十八斤粮票，将来还会上涨。您还好吗？您的眼睛好不好？我走的时候，您哭得可把我吓坏啦，我临出发前，您在我额头上亲了那么多下，我的腰都弓酸了，就差要把您抱起来带着走了！请您千万别为我担心，等到我买了新衣服，就马上会去照相寄给您的。小兄弟查干还好吗？我留给他的汉语词典还有没有在查？家里的羊还好吗？青格尔特还好吗？——如果这些都还好，我们的小女儿筱雨怎么样？她是跟您在一起，还是纳木海？纳木海现在如何？还演出吗？乌兰牧骑的别人呢？有没有带上筱雨一起去？——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让纳木海尽快写一封回信给我？我需要知道他的近况。多谢！祝您健康吉祥！您的孩子，陈中行。

之后第二封信写给桑梓。——桑梓，展信安。我已于上海的单位报到，一切顺当，于苏旗的波折，现在看来，对我无碍，只不知你队长现况如何？当初的事是如何为我脱困？我百思不解，心中日夜挂念，万望你给我一示。当日启程匆匆，未及拜别，你如今一切可好？小包一切可好？你二人何日完婚？我那两位同学结婚十五年了，也还没有孩子，你们可千万别学他们，还是趁早造出个小娃娃来，将来继续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为好！哈哈，请别怪我开个玩笑。筱雨如今如何？身体还健康吗？诺尔吉玛、纳木海、还是队里的其他人，是谁抚养她？如若方便，还请让纳木海速给我回信。多谢。祝工作进步！此致敬礼，陈中行。

再往下，写给乌扬、乌仁、杭拉、德丽、那日松、奥顿……亲爱的战友，你还好吗？你的爱人如何、亲人如何、孩子如何？我很好，上海很好，一片云回到了东南的海上，也还是那一片云。我们的女儿筱雨好不好？纳木海呢？纳木海还跟不跟你们在一起？请让他速给我回信！你的朋友，陈中行。

一个半月后，我收到第一封回信，是诺尔吉玛家寄来的。信上写道：巴格西，我是查干。奶奶听我读了你的信，又戴上眼镜看了两遍，高兴得一晚上睡不着觉。她说要你多吃饭，少喝酒，晚上把油灯调亮些，别总熬夜。我们都很好。奶奶很好，我很好，羊很好，牛很好，狗也很好，汉语词典也很好，来借的人我都让他们先把手洗干净再翻开。纳木海已经回家了。赛罕娜现在也和他住在一起。奶奶叫你一定保重身体，早些买新衣服，早些寄照片来。祝你在上海工作顺利，生活快乐！健康吉祥。查干达来。

之后是桑梓的：中行大哥，我和老包的结婚报告已被批准了，下个月他将来苏旗与我办理结婚证书，可惜没法举办婚礼，待结婚照洗好，连同喜糖，一定会给每位亲人和朋友都寄去！到时您可要再写封信，好好夸夸我们。造孩子的事就容我们缓缓再办吧！说回队长，我已经去布镇三队探望过他，他一切都好，赛罕娜，也就是你的筱雨，也养得白白胖胖，已经在学着说话了！但我试着问起在大队的事，他便一字不肯说。我恐怕再问惹他不高兴，只能请你自己去信询问他了！祝工作顺利，早日回信。此致敬礼，莫桑梓。

再之后，是乌兰牧骑的其他人的：陈老师，我是那日苏，请不要再寄这么多封一样的信来了，文化馆里只有一部汉语词典，队上所有人都让我替他们写汉字，我已经两天没回过自己家了。我们全队都很好，乌扬和德丽要生孩子了，杭拉的丈夫调来了，要在桑镇安家，苏勒德也很想念你，他上个月结婚了，灰马达雅他本想留在自己家里，结果还是被它给跑掉了。赛罕娜也很好，现在就住在布镇，具体的情况，请你写信去问纳木海队长吧！祝健康吉祥，那日苏。

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爸写信。首先我不想写。在赛镇大队保卫科最后一次见面，他连看都不肯多看我一眼。我怎么低声下气地上赶着给他寄信？就算是要写信，那也应该是他先主动给我写。而且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要让我问奶奶、问桑梓、问旗里任何一个人，哪怕让我问生产队大队长，“纳木海怎么样了？”我都能洋洋洒洒写出三页纸的问题。可要是让我铺开信纸，给你爸写一封信——“纳木海同志，见信好”、“纳木海同志如晤”、“纳木海，你他妈是活是死，给我吱上一声”、“队长同志，你老人家还记得有我这么个人吗？”……

都不行，我连笔尖都落不到信纸上去，不行，我写不出这样一封信来。

我一筹莫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得让你爸再见我一面。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思考这事：上班路上想，下班路上想，做饭时想，睡觉时想，吃米时想，吃面时想，吃鱼时想，吃菜时想。白天编订教材时，眼前都是草原的民歌，夜里一个人躺在床铺上，就总想起一个人在红湖抱着你时，在夜晚对你唱着一样的歌。入秋天凉了时，我翻出从草原上带来的棉衣穿，第二天在单位，同事们看了都瞪大眼睛：“啊哟，陈老师，侬哪能穿噶老大一件衣裳出门啦？”我低头一看，是，那件衣服大出我腰身一圈，一眼看去就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没想到我回了城，反倒瘦了。

我看着那件褪了色的棉衣，大白天的就发起了怔来。我想起去年冬天在红湖的时候，你还下不了地，现在的新衣服不知道做了没有？现在每天吃什么东西，长个子没有，多少斤了，会不会也瘦了？我想着这些，眼眶发热，几乎要在办公室里，当着同事们的面落下眼泪来。

我不主动和别人说起你的事。一来解释不清，二来我总还觉得这事或许有些麻烦，别连累麻烦了别人为好。但在那个年代，从乡村回城的青年，迫于条件所限，不得不跟家庭分离的，也屡见不鲜，同事们见了我这个样子，大约也猜到了我的心事大概，或许有人恻隐不忍，过了几天，出版社的领导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去。“中行同志，”他对我说，“社里把你从内蒙特聘过来，是看中你的才华，你的知识和能力对我们这套丛书、包括出版社以后的工作，都是极其重要的，组织上不希望你怀有什么后顾之忧，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不要顾忌地向我们提出，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为你满足。”

在我们这种语境之下，“后顾之忧”的意思非常特殊而且固定，尤其具体到我，这基本等于是问，我在草原是不是还有什么合法或是非法的妻属儿女，需要组织介绍解决户口问题。

我心下一忖：老婆我是没有，儿女倒有一个。当年你刚刚出生时，我们在红湖马圈边的房子里商议怎么抚养你，我抱着你的襁褓，说：我要是回城，一定带着你一块儿走。这念头一来，我的心跳都快了。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不管怎么跟领导解释，非得把你给接到上海来不可。至于纳木海，他要是放人还罢了，要是非得当我女儿的爸，我就连他算上，一块儿弄过来。

不久后领导查到了你：杨筱雨（赛罕娜），户口所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旗布镇三队；家庭关系——父纳木海，备注：原监护人陈中行，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办理收养关系转移手续。社领导一看这个情况，不由得感到有些意外，我后顾之忧的组成和大部分人预想的大概都不太一样，我估计，他本以为和我的女儿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个牧民姑娘，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或许还有一对大辫子。谁能想到呢，你爸上一次跟辫子联系在一起是整整十一年以前，那时他还是一位英勇飒爽的草原女民兵。

领导表情疑困地看着我，久久无法转移目光，似乎是想让我就这个后顾之忧的构成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我当然可以解释，问题是他会不会相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当然也可以选择给出一个更容易让人相信的故事，可是我又不会撒谎。

于是我抬起手来，抹眼就哭，直哭得抽抽噎噎，泪流成河，多时以来对你的思念和对你爸的愤恨都倾泻而出，领导吓坏了，再也不敢问了，我猜想他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令他自己满意的事情原委，或许是一个姓杨的姑娘与我和纳木海同志三角恋爱，或许这位名叫纳木海的同志其实是孩子的老娘舅，无论怎么样吧，总而言之，他较之前加倍恳切地承诺一定帮我解决这一个人问题，我也就顺坡而下，雨霁云收，就此发誓一番会更加专注地为出版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于是恳谈圆满结束，我这就开始寻找调动你爸的机会。

功夫不负苦心人，过了一个多月，志国给我带来了消息。剧团接到任务，来年的三月要排出一台展现时代发展、各民族团结的歌舞剧。他向领导提议：音乐的创作指导可以由我担任。但团里认为，我没有舞蹈编排方面背景，而且在民族歌舞方面没有达到权威水平。这一计虽然不行，但志国立刻联想到了我的个人问题。志国说，这一岗位不止有一个名额，说不定很有可能可以让我“女儿”的“父亲”凭此机会调动到上海来。我一听，欣喜不已。你爸五九年参加工作，音乐、舞蹈、舞美、编排，什么活都干；六九年当队长，在这个岗位上十二年。在内蒙，任何一个做文艺工作的人都知道乌兰牧骑的队长是什么分量。就算到了呼市，一个文工团的团长见到了他，都不会有一点不尊敬。要说权威，我看在他们能找到的人里，也不会有比你爸更强的了。我连夜写好了一份材料，把你爸夸得天花乱坠、举世无双，满怀希望地递交上去，并且提出他们可以去找呼市大学的教研室、盟里文化部门的主官核实情况。

结果，半个月后，情况核实回来了：现在苏旗文化馆并没有这个人。乌兰牧骑的队长是乌仁。纳木海已经回到生产队，现在是一个普通的牧民。

我这下傻眼了。或许因为这个，桑梓他们才这样遮遮掩掩，不愿意告诉我你爸的具体近况。这下我还能怎么办？除非是再坐两天火车到苏旗去，骑马跑到他们家，揪着他的领子问一问，然后把你抢过来就跑。一不做二不休，我差点就去买火车票了，这时，方圆又告诉了我一个新的办法。她说，呼市要召开一届现代民族艺术研讨会，全国各文艺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她已经推荐了我的名字，而且内蒙古族的文艺编审本来又是我在负责，这个任务很可能会落在我的身上。到那时，再去见你爸就容易了。甚至，她还对我说，因为这届会议也有民间艺术家的席位，我可以动员我在苏旗认识的牧民、乌兰牧骑队员，让主办方给他开一封介绍信，让他以民间身份去参加这次大会。

要我直接说动你爸，我没那么大把握；但要鼓动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乌兰牧骑队员同志们，我可就胸有成竹了。他们起先不敢告诉我你爸的近况，多半也因为心里对他感觉抱歉；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弥补，肯定求之不得。可是唯一令我担心的是，会议二月就要召开，此时已经一月下旬了。旗里的人事关系和我在时已经不尽相同，还能那么顺利地开出介绍信来吗？我把信件寄出，之后惴惴不安，每天惶惶等待。

没想到，信寄出后只过了十二天，一个早晨，我来到办公室，刚刚坐下，连茶水都还没放凉，忽然楼下一个电话找来。接线的小同志跑上楼来叫我：“陈老师，您有个客人来找哎，在火车站个厢要您去接来！”

我大惑不解，问：“客人？哪来的客人？”

小同志说道：“内蒙来的客人！”

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站了起来。连大衣都忘了拿，拔腿就往外奔，在楼道里就打了两个喷嚏。

对桌的大姐赶紧把我喊回来。

“陈老师！”她说，“不要忙，把围巾戴戴好呀！”

--- 23 吉祥鸟

我在火车站看见你爸的时候，他看起来跟我们之前在赛镇分别之际一模一样。身上还穿着那身旧军装，甚至戴着八角帽，火车上那么拥挤杂乱，他的衣着也还是整整齐齐。站在火车站的人群里，还是显得那么高挑，身材似乎也比我走的时候更瘦了一点。他一只手抱着你，腰杆笔直，抬头挺胸，双眼目视前方，另一只手拎着一个行李包。你身上穿着一件小花袄，灯芯绒的裤子，一双棉皮鞋，一看全是簇新的。头上扎了一个小揪。圆溜溜的大眼睛转来转去，也不哭，也不闹，很乖。

火车头喷出的白雾渐渐散去。我站在月台的另一端，看着你们，直到月台上的人走散了一大半，才走过去。你爸看着我，等我走到他面前，就把你往上颠了颠，好给我看。我伸手扶着你，仔细看了看你的脸。见你白里透红，圆乎乎的，这才略略放了心。你的眼睛还是那么又大又亮，看着我，左转右转，好像有点好奇。我本想接你过来，抱一抱你，可是碰到你才感觉到手在抖。

有那么一阵，我们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才放下手来，低着头说：“不认识我了。”

你爸说：“认识的。”

我从他手里把行李包接过来；很轻。他要么是没打算在这儿待多久；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坐火车去外地应该带什么东西。他人活了三十七岁，最远去过的地方，可能就是集宁。

我带他回了出版社宿舍。离春节假期只有三天了，宿舍里的年轻人很多都回了家，我住顶层，人更少了。我把你爸的东西放下，给他搬了椅子，然后拿上水壶和脸盆去厨房烧水。

你爸说，他是收到了信来的。但不是寄给他的信，而是苏旗那些乌兰牧骑队员、还有以前跟我熟悉的牧民同志们给呼市寄信的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你爸虽然从乌兰牧骑队长的位子上荣退，在旗里文化馆、邮电所一干机构中余威尚在。也不知道哪个没骨气的小叛徒把风声透给了他。

主办单位给没给他发邀请，他也不知道。反正他听说了这事，知道背后是我，回到家，又待了两天。到第三天，他突然想：该来见我一面。于是把羊群赶到了姐姐家，抱着你到旗里开了封介绍信，然后买了两张到上海的车票。现在他没有单位了，事由只能写访友、探亲，办事员同志问他：是访友还是探亲？

我去上海的事，旗里当然都知道，人家多半是已经准备好了写上访友。结果你爸说：探亲。

办事的同志问：探什么？

你爸说：我女儿的爸。

小同志傻了，也不敢问。只能在底下笼而统之地写上：“亲属”。你爸抱着你，拎着包，揣着信，拿着票，一路畅通无阻，先去集宁，再到北京，随后到南京，最后到上海。这趟火车坐了两天，现在风尘仆仆，灰头土脸。他出门的时候也没算时间，草原上没有工作天、休息日，没想到电话打到宿舍来，我倒还在办公室里。

他说到这儿，看了我一眼。我也瞧着他，等着他接下来还要说什么。要是他敢吐出什么“打扰”“添麻烦了”之类的词，我立马就得跟他打一架。但你爸没有。他就老神在在地坐在那儿，微微扬着眉毛，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行。算他还有几分小良心。

我给他端来温水、肥皂，他从包里拿出毛巾，我让他先收拾一下，我去单位交代一声。我上社里去请了一天假，人事的大姐跟等着似的，原来春节将近，许多人都早早地请假或者早退不来了。街上人来人往地，很是热闹，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要过年了。

我回到宿舍里，你爸脱了军装和衬衫，洗过头洗过脸，正在对着屋里的镜子刮胡子。你的棉袄也脱了，南方总归比草原上暖，衣服穿得少，就能活动了；起先在火车站原来还是紧张的，现在自己下了地，也不管是第一次来，在我的小宿舍里，满地啪嗒啪嗒地就跑开了。

只是见我进来，好像突然想起害怕了似的，猛一下躲到你爸身后，抱着你爸小腿，探出半个头来看我。

我忍不住咧嘴笑了。你爸低头，对你说了句什么；蒙语，我听不出来。你扬着脸，眨了眨眼，像是听懂了，又像是没有。

你爸刮完了脸，用水撩干净泡沫，转过头来，看看我，说：“有点怕生呢。”

我知道他说的是这间屋子。可是还是忍不住苦笑了一下。

我说：“带你们出去转转吧。”

你爸说：“我给你把屋子收拾收拾。”

我说：“巴掌大块地方，收拾啥？好容易来一回，出去走走吧。”我又看看你，忙补充，“你不玩，筱雨还要去玩呢，是不是？”我弯下腰，诱惑你：“筱雨，想不想出去玩？”

这种话不可能不得逞的。你从你爸小腿后面探出半个身子了，咬着嘴唇笑。你爸也乐了，一把将你又抱起来，你被他颠得咯咯笑。

“陈带你去玩，好不好？”他抓过你的手，牵着你摸了摸我，“这是陈。要不要跟他去玩？”

你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你爸，然后冲着你爸点了点头。

我带着你们去了人民广场。在街上东逛西逛，也逛不出什么所以。我想给你买点衣服，奈何你一身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想给你买个玩具，可是你看什么都怕，我把玩具举到你面前，你就把头一扭，埋到你爸颈窝里。我想给你爸买点什么穿的、用的，他死活不要。而且他一身的军装，我想把什么套在他身上试试，就如同给他错穿了别人的东西似的，格格不入。我随后又想着给你们买点新鲜的点心吃。结果糕团是糯米做的，你们各吃了半个，都不是十分受用，两张脸各自皱起眉头。我又说：去豫园看看吧，筱雨的这个筱字，还是竹子的意思，草原上没有竹子，让她看看竹子长什么样。结果城隍庙游人如织，你爸也越走越紧张，把你抱得死紧，看谁的眼神都好像提防着他们偷你。当年上海的人均身高比北方还略低，你爸较他们普遍高出大半个头，走在街上虎步龙行、一脸凶相，不一会儿就引得数个路人侧目快走。我这下实在没了办法，别的地方无路可去，只得回到新华书店。书店我进门就像是进了自己家，了如指掌，而且有出版社的证件，买书还能打折。

我说：“给她买一本汉语词典吧！”

你爸低头看着柜台，没说什么。

营业员把书拿出来，我掏了钱，人家去拿票的时候，我就把书翻开了，你两只大眼睛转过来看，我随手翻到杨字那一页，指着大大的汉字，对你说：“筱雨，看，这是你的‘杨’。”

结果你突然又咯咯笑了起来。我顺着你的目光看去，你的小手也在指着书，不过却是旁边的另一页。附在“羊”字的旁边，有一张配图。这是你认得的，熟悉的东西。你指着那只画上的小羊，在咯咯地笑呢。

我抬起头，去看你爸。你爸正在看着书店的墙壁出神。他扭着头的那个方向，挂了一张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地图。

出了书店，我把你接过来，让你爸歇一会儿。你软软的地靠在我怀里，似乎是对我有一点熟悉了，也或许是累了困了。我右手拎着书，左手抱着你，一会儿就朝你看一眼。你一开始本来还在偷偷地看我，我一看你，你就躲开。我们这躲猫猫的游戏玩儿了一阵，你的小眼皮就一下一下地往下垂，好像要睡着了。我战战兢兢地，走得格外稳，生怕颠着你，吵醒你。你爸两手空空，走在一旁，斜眼看了看你，轻轻笑了：“现在又害羞了，你走的时候，哭得厉害着呢。”

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这话的异样。我走的时候？她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走的。忽然，我在驶离苏旗的火车上看到的那个骑马的影子又浮现在了眼前。那到底是你爸吗？他是不是真的去送过我？

这没用的问题，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的时候，还是自己在脑子里想了很久。此刻突然翻到面前，我有一瞬出神。两旁的行人仍在各自前进，你爸也被顺着带到我前方几步。他见我不动，终于停下，回头看了看我。

我张张嘴，本想问他，可是这里人太多了，声音也太响了。我没问出来。

我说：“去吃饭吧？”

你爸点了点头，说：“好。”

我想，苏杭本帮菜你们多半吃不惯，鱼、虾、蟹、鳝我就不向你们挑战了。于是说：“我带你们去杏花楼吧，吃羊肉煲，好不好？”

你爸一听酒楼的名字，就皱了眉头。“不要出去吃了，”他摇摇头，说，“回家做点就行了。”

我说：“我可没有买菜，哪喂得起你们两个草原好儿女。”

你爸听我油嘴滑舌，嘴角忍不住翘了翘。“我有全国票，”他说，“你拿去买菜好了。”

什么人呐！几天不给他一点厉害看看，他就这么堂而皇之地侮辱我！我翻了个白眼：“我也有，你装什么大个！问你吃什么。”

你爸想了想，说：“汉民过年不是吃饺子么？包饺子你总会吧？”

“会是会，”我说，“可包饺子要用的东西可麻烦……”

我心里想的是要虾仁、干贝、木耳、金娃娃菜、香菇、香油、蚝油……显然，这跟你爸心目中的饺子十分不同。他皱起眉头来，看了我一眼：“有什么麻烦？不就是猪肉、大葱、白面；钱、副食票我都带了，白面你总有吧？”

我听了这话，猛然一下站定在那里，脑子里如受闪电所击。你爸看着我，眉头皱得更紧了；可我无暇跟他解说，抱着你快步走回了宿舍楼，放下书和你，就开始翻箱倒柜，把家里所剩的粮票和钱都翻了出来。你爸也从衬衫内袋里取出几张粮票和副食票；看到我这动静，更是不明其意，大概在疑惑：陈中行同志是不是疯啦？把我记成诺尔吉玛家的那头大牛了？这么多粮票买回来的东西，还不把咱们父女俩吃成一头大牛、一头小牛？但我的心里有了主意，才不多跟他多言语，双手抓着粮票和钱，跑下了楼去。

我上供销社去，找了个没人的柜台，把钱、票拍在桌上，放声喊道：“同志！‘到群众中间、向群众学习’，请问有没有白面？您好！我想买白面！”

店员们见我这样，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哟——”然后一看桌上对着的一堆票款，又吐出一口热气：“我的个乖乖！”两位女同志过来清点粮票和钱，背过身去验证真假，一个对着另一个耳边说：“是真的来……”

一个年长的男同志劝我：“同志，侬这个样子不上算的来，侬要白面么，在阿拉上海，啥辰光来买啥辰光都有的呀，侬买回去放到屋里厢还要坏掉的。哎同志，侬要是实在不放心，侬说一个数字，阿拉先给侬称好，然后再点侬的票子，好不啦？”

票证点出来，全折合成白面，可以买接近一百斤。那位大哥拼了命地劝我，最后只给我兑了五十斤。我把剩下的钱证装到口袋里，喜上眉梢，扛了面口袋就走。店员同志生怕我的粮票和巨款让人摸了，跟到门口去看着我。那一天我穿了卡其色的大衣，里面毛背心、白衬衫，脖子上戴一条灰色围巾，任谁一看都像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谁能想到我就这么不管不顾地扛一个五十斤的面口袋呢？那位同志大概是实在忍不住好奇，在我身后问：“同志，噶屋里厢到底啥事体啊？”

我也没回头，响遏行云、声震四方地喊了一嗓子：“喜事！”

等我把五十斤白面扛上了楼，只来得及把面口袋往厨房里一甩，就背靠在墙上，喘起气来。这一层没有别人了，你爸听见动静，赶忙出来，看见我身旁一个半个人高的口袋，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我看着他走近，扒开袋口，仔细检视，从袋子外面沾了一点粉尘，探到鼻子底下闻闻，然后甚至舔了舔。

“你，”他看了看我，看了看面，然后又看了看我，“——你买这么多白面干嘛？”

我冲他挑了挑眉毛，挤了挤眼睛。

我说：“是你要的呀。”

他说：“我又没有要这么多！”

我说：“我不管，反正是你要的，我才买了。”

“你是不是——”你爸没词了，哈哈哈哈哈！——他转过身去，扶着额头，捋了一下头发，“你用的谁的钱？你的还是我的？”

我说：“当然是我的。”

他说：“用了多少？我数给你。”说着就要回房间去。

我赶忙一把拉住了他：“哎！”

我叫了一声，还没说话，他就停住了。背对着门，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面，然后又看了看我。

都这样了，我看他也该知道我什么意思。他舔了舔嘴唇。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紧抿着嘴角，轻轻地笑了笑。

他问我：“买了多少啊？”

我说：“反正多着呢。”

他说：“那得吃到什么时候去？”

我说：“不着急，反正在我这里存着。你什么时候想吃，一辈子都行。”

他低了低头，眨眨眼睛，不说话。

我握着他的手，面对着他：“行吗？”

--- 24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那天吃完了饺子，你又开心起来，在屋里蹦蹦跳跳，自得其乐，一会儿叽里咕噜地说会儿话，一会儿咿咿呀呀地唱一阵歌，玩得很开心。夜深了，就小脑袋一点一点地困了。我让你爸带着你睡床，我自己用棉衣、被子在地上打了个地铺。因为铺盖不够，你爸穿着衬衫、盖着棉袄，抱着你在我那张床上，挤卧铺似的躺着。我问：“要不明天再去买一床被子？”你爸说：“不用了。”

屋顶的白炽灯关了，我只留了桌上的一盏台灯。我心里想着，还有什么事要趁着你们还在上海去做：照张照片？换些全国粮票？还是带你爸去见见我们领导，或是志国工作的剧团？想来想去，还是得问问你爸他什么时候走。结果转过头去一看，你爸脑袋靠在枕头上，一只手盖着你，呼吸深匀，已经睡着了。你们两个人睡着时的呼吸我都很熟悉。一个慢一些，一个快一些，就像一首长调和一首短调。听起来都让人心里平静。

我坐在椅子上，背靠着书桌，回过头来，看着你们，我舍不得移开眼神，舍不得眨一眨眼睛，我生怕一走神，就少一帧画面存在我脑海里、供我渡过与你们离别的日子。我舍不得睡觉，舍不得错过了片刻你们的呼吸。我一个人坐在灯下，只觉得心脏紧紧地缩成了一团，我的皮肤在发抖，手在发抖，整个身体都在发抖。我不能这样继续坐下去。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什么都会过去，什么都会被岁月洗刷。我必须做点什么，把这一刻留存下来。抽屉中的信纸和笔墨闪过我的脑海。于是我慌忙把它们拿出来，像握住救命稻草似的，把信纸铺平，把钢笔吸上墨水，我要写一封信。我只能这样，不得不写。我能把它写给谁呢？写给你爸、写给我自己、写给志国和方圆、写给远方草原上的人们；不，不行。这封信只能写给你。你现在还读不懂一封信，筱雨，不过没关系。我要把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筱雨，你一定已经成为了一个健康、勇敢、自信、坚强的少年。我不知道那时，你长成什么样子，生活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学习，做着什么工作，你的生活中还认不认得我，一个叫陈中行的人。但我仍是怀着这样亲切的心情，把这封信写给未来的那个你。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多想问一问你呀，可是我知道，你不会给我回答。你的人生还没有展开呢；在广阔的大地，在英雄的人民，在所有骄傲的自由的生命中间，你的人生属于你自己；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个爱你，保护你，在乎你的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在你的人生之上，要求你去成为什么东西。可是，我还是要把这样一封信写给你，这封信里讲述的故事跟你相关的部分少，跟我自己相关的部分却多。筱雨，我亲爱的孩子，我多想问问你啊：是什么把我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呢？在十四年前，那个二十二岁、从火车上走下站台、第一次踏上草原土地的陈中行：他会不会想到，十四年后，他冒险的终点，骑士的冠冕，英雄故事的结局，会是这样？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听着一个大人、一个孩子的呼吸，就感到整个宇宙都存在于这里。筱雨，我曾经不愿给你一个名字。我曾经害怕我会用一个名字圈定你、驯顺你，我害怕我改变你的轨迹。我害怕我把你从一个属于自己的人变成我的女儿。可是，今天我才明白，我的想法错了。我不曾用这个名字改变你。是你用这个名字改变了我。当我给你一个名字的时候，是你把我纳入了你的人生，你的世界里；你没有成为我的女儿。是我成为了你的父亲。筱雨，我究竟是怎么成为一个父亲的呢？世界上的任一个人，究竟是怎么成为父亲的呢？这个问题，我想了一夜的时间，直到写完了这封信，也找不着答案；筱雨，在十几年以后，未来的你，会把它告诉我吗？

第二天，天刚刚亮，你爸就起了身，留下你跟我在一起，他出门去买回内蒙的车票。你们只在我这里住了一晚。他说，新年、白月，在草原上还有许多事，奶奶家需要他去帮忙，姐姐和姐夫也等着他回去，现在他名下养着二百只羊、五头牛，再不回去就要把姐姐的谷仓给吃空了。我又问了他一遍去参加呼市会议的事。他语焉不详：说总还要等到旗里把通知下来。我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于是只好清点东西，送你们走。我买了两罐糖果、一罐麦芽糊精，让你爸回去送人；然后又回单位，打听到一个正巧在这天跟老婆回南京过年的同事。我于是拜托他在火车上照应你俩，道了谢，回家了。

那天中午，你爸把我宿舍整理得一尘不染，被子都叠成了豆腐块；我给你们蒸了一屉戗面馒头，不是我夸口，比苏旗的食堂做得好太多了。你们动身的时候，馒头还没完全晾凉，我硬是扎到口袋里，给你爸的行李包塞得满满当当。最后送到火车站，看着你们和那位同事一起上了车，又换票换到一个车厢，才走的。当时，在送你们上火车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意义，以至于我不知道该如何把它写进信里。但是，尽管岁月如流，什么都会过去，总有些话说过就不能追回，总有些事发生过就不能抹煞。就当是为了防止我在将来把它忘记了吧！还是让我把它写在这封信的末尾。

那天在火车站，你们和我的同事夫妻二人一起上了车，你爸把行李包放在他们俩对面，又把你托付给他们照顾一会儿。然后，他回到了车门口来跟我说话。

在那一天他解释了两件事情，第一是那天他从赛镇生产大队保卫科离开以后具体发生了什么。第二是他到底跟他们交代了什么情况，他们才让我走的。

你爸说，上保卫科找我之后，他被留在大队里住了几天，之后他的公职被取消了，但他家在布镇还有一块地，离镇上三十里远，南北走向，往南看能看到诺尔吉玛家东面敖包的那一块。他的姐姐、表亲们分给他两百只羊、五头牛，他就带着你住在那儿放牧为生，直到听闻以前在乌兰牧骑的老同事接二连三地写信寄出去，非得要他作为民间专家去参加这个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会议不可。他这才想起我来，从而带着你来到上海，看我一眼。而他说的第二件事，就和他当初为什么会从乌兰牧骑回到家里放羊有关。

你爸说，那天他知道侥幸的办法再也没用了，因此打定主意，放手一搏。他首先写了一份材料，把你出生到半岁之间乌兰牧骑的所有计划和行动全记录了一遍，其中还有奶粉、棉布的票证为据，当时知道此事的所有队员同志都在信上签了名。之后，他釜底抽薪，转移了你在我这里的收养关系。最后，他和苏勒德那个混小子里应外合，从收发室偷来了寄给我的介绍信，直接给我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做完这一切事情，他抱着你、拿着带有乌兰牧骑签名的交代材料，走到那间审讯室里。他把信在桌上放下，对他们说：“关于这孩子出生情况的问题，我都交代在这里，如果你们要问陈中行和我关系的问题，那么我现在也可以交代。”

他们自然急忙问：你跟陈中行的关系有什么问题？

你爸说，在相识的前八年，他和陈中行确确实实是清白无辜、真挚纯洁的革命友谊，其中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更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

他们问：那么第九年发生了什么？

你爸说，一九七八年在红湖马场遗弃的房屋里，我们捡到一个女婴，这孩子随后由我照料；半年后，女婴得了急病，我为了让她活下去，不惜暴露秘密，带着她到了旗卫生所。当时我走得急，骑马时连马鞍都顾不上戴，等到了卫生所里，屁股都被颠得麻木了。他看到有血痕从我裤子里渗出来，抓住我走到候诊室里，关上门脱了我的裤子看。当时他看见我的屁股上又肿又破，没有一块好皮，又是气我糊涂莽撞，又是气我不知道保护自己。一时忍不过，抬手在我屁股上的伤处旁边打了三下。第一下他问：错了没有？我不说话，第二下他再问：错了没有？我才服了软。到第三下他问：以后还敢不敢？我抓紧床单，一声也没出。

你爸说，他在那个时候突然清晰彻底地明白了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既没法打败我，也没法征服我，于是只好爱上了我，这件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从此之后永远也不能改变。他说，他就是从这时开始对我产生了不纯洁、不清白、不革命、不正当的感情，按照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确实应当是有罪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这是长生天给他的一样东西，他既不能说它高尚，也不能说它错误，只能任其如此。而我对他的感情则一无所知。所以，就算他们认为这件事有错也好，无论如何不应该怪罪到我的头上。他说，如果要惩罚，就惩罚他好了。

你爸说，我就是这么被允许回城的。

我张了张嘴，却没说话。愣了良久，才又问：那后来他们怎么惩罚的你？

你爸站在车门内，看着我，还是那副表情：眉头轻皱，嘴角微抿，他的眼睛，就和他站在保卫科房门外，向窗子里的我看那一眼时，一模一样。这次他到上海来，从下火车起，仍然是这样一双眼睛；可我过了这么久，才终于看清了那双眼睛是什么样的。在我之前的记忆里，你爸的眼睛总是那么年轻。像湖水，像星星，像初升的太阳。可是现在那双眼睛不一样了。那是一双坚定的眼睛。像混沌开辟之后的天与地，从亘古之初，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将来也永远不会再改变。那是一双像是长天、像是大地一样的眼睛。

他看着我，说，他们听了他说的话，好像找不出反驳的地方，于是只好把我放走，把他扣留在那里；可是过了几天，他们在书里翻了又翻，在脑子里找了又找，发现实在也没法给他找出一个罪名。他们不能把他怎么办，于是只好让他走人。

他看着我，说完这句话，那列火车就发动了。

—完—

上海一路

老陈，纳木海，一年过去了，我再来看看你们。一年过去了，我长大了。你们好吗？

因值孤生松

上海一路 发表于 2021-7-2 04:01
老陈，纳木海，一年过去了，我再来看看你们。一年过去了，我长大了。你们好吗？

欢迎回来看看
爱您！
人生顺利！

sora_cloud2

最爱的两篇，一篇波希米亚人，一篇就是致我们的女儿，太喜欢了，直白单纯，隐晦又热烈。这是我脑中的纳木海，甚至是我脑中的阿云嘎。我爱这个故事。
云有云的路，他们自然也有他们的路。

白杨树上的苹果

哇哇哇哇哇！！！！！山海老师终于来了！！！

鲜语贝贝

致女儿！！！！山海老师听没听嘎的海然海然

柠檬树下

！！！！！！！哇哇哇！！！！！！

ayl

山海ls爱你啊

沉舟侧畔

上海一路 发表于 2021-7-2 04:01
老陈，纳木海，一年过去了，我再来看看你们。一年过去了，我长大了。你们好吗？

55555555我们也长大了！！！他们也长大了！！！嘎子还唱了海然海然！！山海ls你看到了吗！！

难治晕头

上海一路 发表于 2021-7-2 04:01
老陈，纳木海，一年过去了，我再来看看你们。一年过去了，我长大了。你们好吗？

呜呜呜呜呜呜

把梦想藏在云里

上海一路 发表于 2021-7-2 04:01
老陈，纳木海，一年过去了，我再来看看你们。一年过去了，我长大了。你们好吗？

乌乌欢迎老师回来看看～

像阳

我的爱回来了！！！！？

猫头池鱼骨头

山海有龙老师呜呜呜呜呜呜太喜欢致女儿了！！！

studystudywell

呜呜呜呜呜呜呜

一碗荞麦面

呜呜呜呜呜呜我哭得好大声！！！

慕云

等到山海老师了！！！！！！！

阿只只

除了感谢就只有感谢
我太喜欢致我们的女儿了

RIchH_

山海老师！！！！！呜呜呜呜呜呜呜

不能吃的面团

想您呜呜呜u呜呜呜呜呜呜呜

冰逸jessie

前几天把这篇文的歌单重新翻出来循环，大海和二斤和他们的故事又很清晰地一点一点跑回我的眼前，才发现一年过去这个故事里的力量依然那么鲜活。一年了，我知道自己变得更加勇敢，但这个故事在现在给我补充的勇气和力量依然如此强烈。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致我们的女儿》啊，谢谢您给他们、给我们这么好的故事。